度支使和盐铁转运使怎样掌管国家财政呢？乾元至永泰年间（758-765）是"转运使掌外，度支使掌内"[61]。掌外，就是主管赋税的"征求运输"，即开辟财源，增加财政收入，并把各地征敛的钱粮物资输送到京师，转运到军镇或行营；掌内，就是在京师主管"帑藏出纳"，即根据收入的钱粮物资，按照各种支出的需要，"调其盈虚，制其损益"。这是带有财政工作程序分工的特点。从实际权力和地位来看，度支使高于盐铁转运使，但就财政工作的重要性来看，盐铁转运使并不亚于度支使。
    从永泰二年（766，即大历元年）起，度支使和盐铁转运使又实行另一种财政分工办法：铸钱、常平、转运、盐铁等项财政工作，按地区划分为东西两部。东部包括都畿、河南、淮南、江南东西、湖南、荆南、山南东道，由户部尚书、盐铁转运使刘晏主管；西部包括京畿、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由户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主管。大历六年（771）韩愰以户部侍郎为度支使，与刘晏仍按东西两部分治财赋，并在原来分管事项中，增加租庸和青苗二项。[62]。建中元年（780）韩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与任金部郎中、权勾当江淮水陆运使的杜佑，仍按刘韩的办法分领财赋[63]。贞元八年（792）又有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与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张滂，大体沿着刘韩的划分分领财赋[64]。
    度支和盐铁转运二使治理国家财政的局面，至贞元以后开始发生变化：其一是度支使和盐铁转运使完全独立，自成系统；其二是户部使产生，与度支使、盐铁转运使鼎足而立，三司理财局面形成。
    度支使与盐铁转运使分区共掌财政，常因利权分割而发生矛盾，埋伏着分道扬镳的趋势。贞元八年（792）度支使班宏与盐铁转运使张滂的利权之争甚嚣尘上，矛盾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65]。第二年，裴延龄迁户部侍郎、判度支，史称："自后，裴延龄专判度支，与盐铁益殊途而理矣"。[66]所谓殊途而理，据以后实际情况来看，不仅是把课税和其他财政事务分别归口掌管，而且，在职官任命上也改变了原来二使多在户部尚书侍郎中选授的惯例，此后的盐铁转运使绝大多数是由户部以外官员担任；在行政职能上度支使不再有总揽"支计"的名义，而是二使各自建立财务收支系统[67]。这样，度支使和盐铁转运使完全成为两个独立的财政机关。
    安史之乱爆发后，当度支使和盐铁转运使共掌财政之时，户部司的职事被这两个使职所取代，几乎处于完全闲置状态[68]。但是，德宗即位之后，特别是贞元四年（788）建立户部别贮钱，户部司亦掌握了一部分国家经费。起初，主管户部别贮钱的虽然依旧是一名户部侍郎，但是，其判案官旋即差遣化，并且，随着户部别贮钱的增加和度支、盐铁转运二使的独立，主管户部司及其别贮钱的户部侍郎便逐渐演变为户部使。至元和初年完成其演变过程，户部使成为与度支使、盐铁转运使鼎足而立的财政机关[69]。
    户部、度支、盐铁转运三司使职理财格局形成的明证，是元和十三年（818）中书门下奏。该奏云：
    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钱物，皆系国用，至于给纳，事合分明。比来因循，都不剖析，岁终会计，无以准绳。盖缘根本，未有纲条，所以名数易为盈缩。伏请起自今以后，每年终，各令具本司每年正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所入钱数及所用数，分为两状，入来年二月内闻奏，并牒中书门下。其钱如用不尽，须具言用外余若干见在；如用尽，及侵用来年钱，并收阙，并须一一具言。……如可施行，望为常典[70]。
    宰相们的这个奏请，经宪宗御批"从之"而付诸实行。从奏文来看，元和十三年以前，户部、度支和盐铁转运三个使司已经各自掌握着一部分国家经费，都有各自的出纳财务；只是因为缺乏"纲条"，没有明文规定的制度，而存在一些弊病，以致经费余缺的名目和数量，宰相们难以知晓。自此以后，规定三个财政使司都要向皇帝和宰相作年度财务结算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年入钱物数和支用钱物数两大项。如有积余或侵用（借支来年经费），有收入欠缺或支付欠缺，都要如实呈报。这就清楚地表明，户部、度支、盐铁转运三个使司已有各自的财务收入和支出系统，已经成为三个各自独立的中央财政机关，唐朝国家财政大权已经转入三司之手，以三司执掌国家财政为标志的使职理财完全形成。
    总观使职理财，如果从乾元元年（758）设置度支使、盐铁使算起，到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官制改革，废止三司使，历时320多年。其间虽然有过种种变化，可是使职却总是充当财政职官的主角。仅此一点，足可表明使职理财并非历史的误会，也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其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正当性。假如它不是适应当时封建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需要，不具有比户部理财的优越功能，而有那样长时段的生命力，那才是不可理解的。不过，从户部理财和到使职理财，完全是一种自发的变革，最高决策者们总是把设置财政使职作为随事补苴的权宜措施，因而变革过程相当缓慢，停停置置，反复曲折，新旧交替时间拖得很长，使新制长期不能完善，优越性迟迟得不到充分发挥，缺陷也难以及时补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遗憾。尽管如此，由于唐朝政治经济形势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使僵化的旧财政职官制度难于适应新的要求，为了国家机器的继续运转，财政大权由尚书户部转到度支转运二使，又从度支、盐铁转运二使发展为户部、度支、盐铁转运三使，最后形成具有"计相"地位的三司使，在历史上写下了使职理财的耀眼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