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张焯在其《北朝都督制溯源》文中提出质疑。他认为《宋志》所记不错，都督制的定型应是黄初二年，理由之一是：《魏公卿上尊号奏》碑记诸臣具衔为“行都督、督军”：
    使持节、行都督督军、车骑将军、〔陈侯〕臣仁；
    使持节、行都督督军、镇西将军、东乡侯臣真；
    使持节、行都督督军、领扬州刺史、征东将军、安阳乡侯臣休；
    使持节、行都督督军、征南将军、平陵亭侯臣尚；
    使持节、行都督督军、徐州刺史、镇东将军、武安乡侯臣霸。张文将“行都督督军”标点为“行都督、督军”，并认为督军是“诞生于两汉之际的战乱环境中的”官职。然而，在《魏公卿上尊号奏》前，除了以上的督军御史、督军御史丞外，张文只举出建安年间唯一的一个史例：“清人洪饴孙《三国职官表》考订说：‘太祖为汉丞相时有督军扈质，督十军二十军者，始号都督。’”此引文有较大疏忽。原文“扈质”后有括号加注曰：“见《徐宣传》”；“始号都督”后有括号加注曰：“《宋书》”。引文省略这两个括号及文字，使人误以为督十军、二十军者是这个督军扈质。案《三国志·魏书·徐宣传》云：“海西、淮浦二县民作乱，都尉卫弥、令梁习夜奔宣家，密送免之。太祖遣督军扈质来讨贼，以兵少不进。宣潜见责之，示以形势，质乃进破贼。”扈质其人无传，或者即督军侍御史之省称。
    至于《魏公卿上尊号奏》碑具衔中之“行都督督军”，我以为中间似不应加逗号。督军者，都督诸军之谓也。如上所述，在同一碑中有“督军御史”之职，而又有“督军”之职，也很难说通。张文还说：“魏文帝曹丕‘黄初二年，督军官罢’（《晋书·宣帝纪》），之后，都督职称才正式独立、定型。”这段引文也有断章取义之嫌，完整的引文见本文第一部分，是说督军御史及督军御史中丞免去“督军”的职衔，其时原任督军御史中丞的司马懿才迁任侍中、尚书右仆射的。当然，这必须前后连在一起读才能清楚。此外，张文认为碑文是未经删削的实录，而史传所载多有偏差。不管就一般情况而言，还是具体到这篇碑文而论，笔者都不敢苟同，因与主题无关，此不赘。
    张文持论的理由之二是，清人万斯同《魏方镇年表》载黄初二年都督者七人。万斯同所载七人，亦即我在上面所列的七人，史传说他们任都督是在曹丕即位时，当然指黄初元年。为什么万氏要列在黄初二年？可能就是囿于《宋志》的说法。那么，我们是相信《三国志》记载，还是相信《宋书》和万氏的之论呢？我想，《三国志》所载应当更可信些。
    张文还认为都督职称在黄初二年正式独立、定型的，却又认为这只是都督制形成的一个阶段性标志，而完整的一套都督制度的确立，是在公元265年（即西晋建立时）：“因为在魏朝前期中期，都督诸军制则仍处于发展阶段，逐步走向规范化。其特点表现有二：其一，都督区划分经两度变动方才定制。其二，都督屯营治所随战局平稳后逐渐固定下来。”其实，关于这个问题，上揭《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一书，对曹丕代汉建魏时之关中、扬州、荆襄、青、徐、河北等已形成固定的都督区的论述甚详，颇便参考，这里不再重复[①e]。我以为，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制度正式建立之后，仍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发展，不能因其以后的发展而否定其曾经建立。问题是，什么才是都督制确立的标志？我曾提出，一是都督职衔已有明确的规定；二是都督区已基本上固定。这两条在黄初元年就都具备[②e]。这里我要对第一条作重要补充。我在上文讲到都督在定型之前是差遣职，建安年间，都督由差遣职向正式职官转化，至建安末走完了这段转化的历程，成为正式的中央职官，也就成为都督制定型的标志之一。最初都督的本官是地方官，差遣结束，都督职罢，仍是地方官。后来曹仁与夏侯惇之都督职与将军职是互相配合的，在都督作为差遣职时，将军职最重要，既表示官位的高低，也是领兵的职衔。曹仁破苏伯、田银，罢都督七军后，“复以仁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镇荆州。”[③e]夏侯惇都督二十六军时，原为汉伏波将军，他对诸将受魏将军号，而自己独受汉将军号耿耿于怀，求为魏将军，终进魏前将军。可见将军号更加重要。而在都督成为正式职官后，都督职则重于将军职，将军衔虽然仍表示官位高低，但都督才表示权力的大小。《宋书·百官志》车骑将军条引鱼豢曰：“魏世车骑为都督，仪与四征同。若不为都督，虽持节属四征者，与前后左右杂号将军同。”案魏官品，车骑将军与四征将军同属第二品，但正因为四征将军是都督所带的职衔，地位就高于车骑将军，所以车骑将军只有任都督时才能与四征将军比肩。这种变化正是都督由差遣职向正式职官转化的结果。
    因为是正式职官，都督也就有了都督府和佐吏掾属。《晋书·百官志》追述魏世都督府属时云：“诸公及开府位从公（骠骑、车骑、卫将军、伏波、抚军、都护、镇军、中军、四征、四镇、龙骧、典军、上军、辅国等大将军开府者皆为位从公）为持节都督，增参军六人，长史、司马、从事中郎、主簿、记室督、祭酒、掾属、舍人如常加兵公制。”[④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