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至日本国政府发出照会通知任命河田烈为与国民党政府签订“双边条约”的全权特使时，国民党政府敏感地看出日方有意对条约性质含糊其辞，乃在复照中要求澄清：所称“双边条约”“本国政府了解为即系两国间之‘和平条约’”。（注：《吉田首相的照会及何团长的复照》，同上书，第190-191页。）为澄清条约名称，叶公超与日本驻台北海外事务所所长木村四郎七一再交涉。木村以日本国会与舆论反对为由作解释，说：“日本一般舆论，现正关心条约名称与内容之关联。名称如系‘和约’，则在内容方面，或不免加诸日本以过重之负荷。”（注：《叶部长与木村所长谈话记录》，1952年2月9日，同上书，第194页。）
    于是，直至河田烈赴台北开始谈判签订双边条约时，条约的性质尚未确定。1952年2月20日，台北和议一开始， 河田烈即否认正要谈判签订的是和平条约。他说：“日本终将对中国缔结和平条约……但目前仅为一过渡办法，即依照金山和约之原则，就中国政府现在控制及将来控制之领土恢复关系，因此，此次缔约应就可能适用之范围进行。”他说到的理由有：“日本国民对与中国缔约一事，并未一致赞成，如完全依照金山和约缔约，势必使日本负担片面之义务，亦即不能不将对战败国之条款表现于条约之内，将使日本国民失望。中国过去对英对日各条约，均非中国国民所乐于接受者，中国方面对此应具理解。”（注：《中日和会第一次非正式会议简要记录》，1952年2月23日， 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九），《中华民国对日和约》（以下简称《对日和约》），1966年印行，第23页。）
    日本选择与已经退居台湾一隅、失去行使中国主权能力的国民党政府谈判签约，本来就存在问题。但它原先既已答应美国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签订和平条约，却又出尔反尔否认要签订和平条约。日方辩称“日本国民对与中国缔约一事，并未一致赞成”（即日本国内相当多的势力不赞成与国民党政府议和签约），目的在于说明，日本不愿在台北签订“和平条约”，承担战败国的义务，连已经基本上放弃赔偿要求的、非常宽大的旧金山和约规定约束它的义务也不愿承担。所谓“对战败国之条款”，“日本负担片面之义务”，关键就是战争赔偿。透彻一点说，日本回避签订和平条约，实质上就是不愿在条约中载有战争赔偿的条款。荒谬的是，河田烈为了推卸日本应当负的侵华战争责任，竟然将近代中国受列强欺侮，在抵抗外来侵略战争失败后被迫与列强签订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与日本侵略战争失败，并早已宣布投降，其后应当承担战争责任，接受为结束战争状态而作出的应有处置问题，混为一谈。
    和议一开始，就对将要签订的条约性质和名称发生了激烈争辩。据会议记载，经过辩论，日方表示：“倘双方先行商讨条约内容，而商讨之结果系一项确能表现蒋总统崇高德义精神之宽大和约。则日本人民自必乐于接受，而英方亦难再予反对。（注：英国本来反对日本与国民党政府签订和约。）中方先定名称之用意，日方极为了解。双方用意在表面虽属相反，但实际仅为程序上之差异，而结果未必不同。”河田代表又谓，彼可向中方保证：“将来定可决定条约名称为和平条约。”（注：《中日和会第二次非正式会议简要记录》，1952年2月26日，《对日和约》，第25页。）日方的意思是说，条约名称可以称为和平条约，但条件是，内容必须对日宽大，使日本人民乐于接受。“中方先定名称”，用意是要求日本承认国民党政府还是代表全中国的正统政府，对此“日方极为了解”。而日本终可答应和平条约的名称，只要条约内容对日本宽大。故河田谓，有关条约的名称，双方分歧“仅为程序上之差异，而结果未必不同”。
    日本先是不同意签订和平条约，后来答应可以用和平条约的名称，只要内容宽大就行。说穿了，日方在谈判一开始就在条约名称上作文章，规避和平条约的实质，原来就是为了逃避战争赔偿的责任。
    国民党政府之所以急于要在金山和约签订后，与日本签订和约，意图是保持其虚有其表的盟国地位，害怕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日本代表投其所好，虚与委蛇，说什么“日本对于贵国主权，及于包括中国大陆在内之全部中国领土，贵国政府系属中国正统政府两节”没有怀疑，重申吉田信件中声明的“日本政府无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条约关系”的立场。（注：《中日和会第六次非正式会议记录》，1952年3月7日，《对日和约》，第90页；《中日和会第二次会议简要记录》，1952年3月1日，《对日和约》，第34页。）另一方面，日方又反复强调，“此次条约之适用范围，乃限于现实可能适用之地区”拟定各条款，“对现有情况之适宜性，应予顾及”。（注：《中日和会第二次会议记录》，1952年3月1日，《对日和约》，第35、38页。）在在都表现出日方利用国民党政府所处地位的弱势，玩弄花样。
    和会开始，日方也提出了一份约稿，但正如国民党政府副代表胡庆育所指出，日方约稿“殊非一和约，因其第一条虽有终止战争状态之规定，但属于其他性质之条款占绝大多数”。（注：《中日和会第四次非正式会议记录》，1952年3月5日，《对日和约》，第42页。）自然其中更谈不上有赔偿条款了。
    日方代表在谈判中紧紧抓住国民党政府失去大陆统治的弱点，自恃强势。尽管国民党政府代表作出种种退让，如在条约草案序文中避开不谈中日战争的由来及日本的战争责任，尽量避免使日方感到身为战败国等，但日本代表却态度强硬，谈判每一条款的立场毫不退让，并动辄以“贵国政府未能有效控制大陆”，某项条款“将使日本人民情绪遭受刺激”等，阻拦对方提出的条款和要求。而一涉及到关键的关于战争赔偿条款问题，日本代表则更坚决拒绝，寸步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