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想以“防共”为藉口，阻止国民政府中央军北上，从而为其控制华北创造条件。
    华北的中方军队，向来多为地方实力派的武装力量。“何梅协定”达成后，本来就为数不多的中央军从河北悉数撤出，华北更是完全掌握在地方实力派手中。这无疑地为日本推动“华北自治”带来很多的便利。但是，红军北上，尤其是1936年3月东征山西后， 中央军为“围剿”红军，相继将十数万大军开进山西。日本此时极为紧张，不仅借此机会向宋哲元进逼要求实施“共同防共”，而且派人向阎锡山施加压力，明确表示“共匪赤化山西，日本不能坐视”，“中央军于剿共后不出山西境，日本不能默视”，同时要求提供飞机、枪械给阎锡山“剿共”，并建议将宋哲元军调来“助剿”（注：《徐永昌日记》第三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印行，第389页。）。 日驻屯军司令官也向参谋本部建议，“中央军向山西进出，对于将来我方在山西之工作有妨碍，应极力阻止，不能阻止之时，我方似亦有出兵山西，与其对抗必要”（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174页。）。 这些举措和言论表明日方的所谓“防共”，更多地是想通过所谓协助来阻止中央军继续深入华北，从而为其控制华北创造便利条件。曾参予华北“共同防共”谈判的有田在其就任外长后亦直言不讳地指出，“共匪侵入山西，阎锡山为之没落，南京政府渐有代阎而握山西实权之势，如此对于华北五省联省自治乃生大挫折矣。日本对此应绝对阻止，对南京要求共同防共者，一面以阻止上述情事发生为目的，同时因宋哲元惧自身兵力之单薄，动则有被南京政府以背叛中央名义加以讨伐之虞”（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0页。）。因此，在这里，华北“共同防共”一变而防中央军，“防共”完全成为虚饰。
    （三）想以华北“共同防共”来诱导中日结盟，隔断中苏关系，既打破中国联苏制日的战略，又创造有利于对苏作战的条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将军队推进至中苏、中蒙边境，日苏形成军事对峙。苏联鉴于实际情况，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一方面采取较为保守的对日政策，如提议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出让中东路等；一方面加强远东防务，积极备战。而关东军此时则仍以大部分时间和兵力用于镇压东北各地的抗日斗争，且收效甚微，至1934年8 月还感到“只靠讨伐难以收效”（注：天津政协编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页。）， 而对苏备战进展缓慢。这样，在苏日远东军事力量的综合对比上，日军“比苏军落后了两年”（注：天津政协编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页。）。不仅如此， 苏联还加强了对内蒙古和新疆的渗透。1934年前后，“在内蒙古多数王公中比较出色的德王，由于苏联的工作而正逐步倾向苏联”（注：天津政协编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页。）；1934年1月，苏军进入新疆，支持盛世才平叛，盛揭橥“亲苏”，加强与苏联的各项合作。更为重要的是，1936年3月， 苏联又与蒙古签订互助协定。因此，从苏日对抗来看，日在华控制区，从东北到长城东段一线，都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全面威胁，处于明显劣势。这与这一时间内日本重视和准备对苏联务存在着明显矛盾。而从中苏关系来看，尽管自1932年复交之后，关系发展缓慢，但呈逐渐改善的趋势。1934年以后，不仅蒋廷黻以蒋介石非正式代表身份访苏获得成功，而且相互往来也逐渐增多。更为关键的是在新疆、蒙古问题上，中苏之间也在不断沟通之中，增加了谅解。对中、苏、日三国这种关系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日方很清楚其中的轻重利害。多田骏即分析道，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尽管口头上对日不乏“亲善”、“睦邻”的词藻，“然暗中反日工作，尚未停止”，“彼等转向，不过弥缝一时”，就事实分析，在日、苏两国中，中国“转向亲日”，“不如转向苏俄共产党之可能性为更大”（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46-47页。）。日总领事须磨也指出，“日本必须特别注意”“南京政府利用俄国，牵制日本”的动向（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52页。）。板桓也认为，“苏联与帝国迟早必将发生冲突，当此之际，中国之向背对帝国之作战影响极大”，而“中国有极大可能成为苏联之友邦”（注：天津政协编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4页。）。正因为如此， 在华北从事推动“共同防共”工作的松室孝良提出，要“严防中国当局之联苏”，并在华北西北地区“断绝中苏之联络，切断共同抗日之战线”（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46-47页。），并加紧推动“华北分治”。在外交交涉中，日方也不断地游说中方在“共同防共”问题建立中日联盟。如须磨对张群言，“今日外蒙与苏俄既有议定书”，中日两国亦“须做到攻守同盟”（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65页。）。川越在解释为什么要“共同防共”时，也对张群说，“中日共同防共乃互利之事，日本因对俄关系在远东责任非常重大，故对北境一带之共同防共甚为重视”，“在此调整两国邦交时，两国应树立一共同之目标”（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902-904页。）。在这些游说未能见效后，日方急不可待地宣称，中国政府同意两国由“共同防共”逐渐“达到军事同盟”，“蒋行政院长亦绝对排斥共产主义，断不与苏联提携”（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916页。）。上述情况说明， 日方的所谓“共同防共”包含着巨大的阴谋，它以对苏备战为中心，既要隔断中苏联系，又要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中日反苏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