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华北“共同防共”同时还包含着防止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向华北发展。
    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日军在东北的所谓“讨伐”中已有深切的体会。红军北上后，驻华日军感到必须予以重视。多田骏认为，蒋介石要“根本的剿灭共匪，为不可能”。不仅如此，“国民党之恶政倘继续存在，则农村之穷厄愈甚，共匪之蔓延亦愈烈”。在此情况下，“苏俄如利用之，则其行动影响于帝国者，甚为重大，须注意之而勿误于对付”（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25-26页。）。松室对共产党和红军作了更为细致的考察。他指出（1 ）共产党“适切的宣传，机敏的组织，思想的训练，获得被压迫者的同情，实施大团结共干硬干的精神，再接再励的努力”，以及“游击战术”和“鼓吹抗日”，都是无可比拟的。因此，“以共产党之实质言，实为皇军之大敌”。（2）中国青年因为“国内政治之腐化， 军事经济之缺失更生希望，政府之无抗日决心”，“纷纷加入共产党，甘为共产军之前锋，潜伏华北，积极活动，并与在满红军，取得联络，将来之扩大充实，亦为帝国之大敌”。除此而外，陕北红军随时都有“袭入察绥向满洲苏抗日之危虞”，这也是“帝国不可忽视”的（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44-45页。）。可见，日方对共产党和红军不仅很重视，而且视其为心腹大患；害怕红军和共产党在华北发展并靠近苏、蒙、中边境或袭入东北。因此，对日军来说，在华北防止共产党和红军也有极其现实的一面，即华北“防共”亦有真实性的一面。事实也是这样，当1936年初红军东征山西后，日军方“对共产主义者在山西的发展感到焦虑”（注：吴景平译：《李滋罗斯远东之行和1935-1936年的中英日关系》（中），《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 但必须指出的是，日方防止共产党和红军进入华北的真实性并非要帮助国民政府“防共”，其目的仍然在控制华北，以及防止中苏联合抗日。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日本提出华北“共同防共”的要求是一个一石数鸟的阴谋，既为实行“华北分治”，又为防范中央军北上，还为防止共产党和红军向华北发展，而其在外交上的目的还在于要隔断中苏联盟，诱导中日共同对苏，并由此而打破中国联苏制日的抗日策略。
    二
    面对如此的一个大阴谋，国民政府权衡各方面利害关系之后，采取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措施：
    （一）基本上拒绝“共同防共”的要求。
    “防共”问题提出之后，国民政府根据蒋介石所确定的“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和统一”的原则，正式向日本政府作答：“防止赤化，数年以来，中国已尽最大努力，不惜以重大之牺牲，从事剿除，赤祸已不足为患，至于中国北边一带之境界地方，应如何防范……则中国在不妨碍中国主权独立原则下，拟与日本协议有效之办法”（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645页。）。 将“防共”问题一分为二：针对国内者没有必要，针对苏联者可商但有条件。国民政府的这种回答自不能令日方满意，日放出口风，“华方对于共同防卫赤化问题，如不表示诚意之时，日军将取独自行动”（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168页。）。同时， 随着日方日益逼迫华北当局成立“防共自治”政府，“共同防共”问题日益尖锐地摆在国民政府面前，蒋介石不得不以任何应钦驻北平作为华北军民两政的主持者为条件同意实施“共同防共”，但这仍遭到竭力推行“华北分治”和要求与华北当局实行“共同防共”的日军方的拒绝。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国民政府由于何应钦未能主政华北，在“防共”问题上又趋强硬，提出“非满洲问题解决，则不能谈共同防共问题”（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904页。）。在1936年9月开始的中日会谈中，尽管日方一再强调“防共设施为华北问题之重心”，并威胁说：“照军部意见，本想采自由行动，不愿外交交涉”；“如交涉无效”，“军部将行其素志”；但国民政府仍坚持首先必须解决“防共”区域的“主权之如何尊重，内政之如何不干涉，军队之如何配置”等原则问题（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97-898页。）。并且强调，在“防共”区域问题上，在中国恢复对长城以内完全行使主权的前提下，只同意“多伦至山海关之长城以外由日本防共，多伦至张北共同防共，张北以西各地中国自己防共，不过有共匪时，日方得遣顾问去看看”（注：《徐永昌日记》第三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印行，第482页。）。 从当时情况看，国民政府的这种允诺实际上是要日方放弃对长城以南地区的控制，因为冀东及察北当时都在日伪军控制之下，如按中方所同意区域，日本方面须退至张北以东和长城以北。所以日方对此坚决拒绝。这次交涉至12月初结束，国民政府一直未与日方就“共同防共”达成协议，实际上是拒绝了日方的要求。这反映国民政府在反共与维护华北主权两者之间更注重维护华北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