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加强与苏联有关方面的接触和沟通。
    日本提出华北“共同防共”问题后，蒋介石判断是“联盟对俄”问题。对于国民政府来说，苏、日都是不同程度的威胁因素：苏联除新疆、蒙古问题外，还有共产党这一生死大敌的问题；日本则随时想吞并中国。但蒋介石认为，日本要吞并中国，“非要把与太平洋有关系的几个强有力的国家征服之后”，才能达到目的。为此，它要与苏、英、美作战。蒋进一步指出，日本的“国策是满蒙政策，他必须占领蒙古之后，才可以进攻西伯利亚的侧面，以制服俄国”；而为了进攻西伯利亚的侧面，日本又必须“先要占领我们内蒙和华北各地，然后他在战争中，才可居于稳固而有利的地位”（注：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编印1984年版，第中876-877页。）。因此，在蒋介石看来，华北问题既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中苏两国遏制日本进一步扩张的枢纽。由是，随着1935年7 月以后日方加紧对华北的侵略和“共同防共”问题的提出，蒋介石决定加强与苏联的接触，推进中苏关系。而苏联在“共同防共”问题提出后，亦对此极为关注，数度就该问题打探中国的态度。在此情况下，10月18日晚，蒋介石亲自秘密会见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向其表示，“中国政府绝不会同意”与日本“缔结反苏军事同盟”，并希望中苏之间达成一个“有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按：鲍对此的理解是，蒋“指的是秘密军事协定”）（注：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第79号，第220页。）。蒋此举虽有些突然性， 但说明他在“防共”问题提出后急于想知道苏联立场的态度。虽这次会见只可能是传递信息的，但其作用不小。苏联政府在近两个月之后通知中国，“苏联政府不反对协议，并准备同中国方面具体讨论这个问题”。这显然大大地拉近了中苏之间的距离。随后，苏又向蒋表示“苏联拥护中国的政治团结和经济稳定”，“支持建立统一的中国”（注：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第79号，第 224页。）。在此情况，蒋提出以1923年1 月的《孙文越飞宣言》作为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蒋的这一提议虽然遭到苏联政府的拒绝，但“苏联政府同意就他提出的以互助抗日条约的形式签署一个条约”（注：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第79号，第226页。）。在以后一段时间中， 关于条约的谈判虽因苏蒙互助协定出现一些波折，但在1936年下半年日本强逼中国同意华北“共同防共”时，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关系又进一步靠近。张群此时一方面一再向苏驻华大使表示中国已“断然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并“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另一方面要求苏联同意先抛开讨论“没有用处”的互不侵犯条约，而直接讨论有实际意义的互助条约或包含“政治性条款”的贸易条约（注：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第79号，第238-240页。）。可见，国民政府此时迫切需要促成中苏之间建立一种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国民政府的上述努力应该说有相当成效。如苏联外长李维洛夫利用参加国联第十七次会议的机会频频与顾维钧接触，并委婉地向顾表示，“一旦中国与某一邻国发生激烈冲突时，苏联首先将给以物质支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7页。）。 十分谨慎的鲍格莫洛夫也向张群表示，“苏联各族人民的同情无疑在中国一边”（注：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第79号，第239页。）。上述情况说明，“共同防共”问题提出后， 国民政府加快了与苏联沟通的步伐，同时，苏联方面也有积极发展对华关系的表现，其相互靠近的发展趋势比以前更为明显。
    （三）以武力争取对绥远的控制权。
    绥远是华北五省份之一。无论是日本要求“华北自治”，还是要求“共同防共”，绥远都是其争取的地域之一。以华北“共同防共”来说，日方首先是要求华北五省（冀、察、晋、鲁、绥）为“共同防共”区域，在遭中国拒绝后，同意让步至三省（冀、察、绥）为“防共”区域，日方这一要求仍遭中国反对。于是，日方再提至少须使“防共”区域延至雁门关（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903页。 ）。可见日方的“防共”区域是始终将绥远包括在内。日方如此重视绥远及有关地方，其真实目的不在“防共”，而是“使中国政权之政令，实质上不能达到本地区”，“为对苏联作战，以及便于准备各项必要工作，并且为便于巩固满洲国之国防与统治”；同时，在取得绥远控制以后，可以“向外蒙、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区扩大”（注：天津政协编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266页。）。因此，在“防共”区域问题掩盖之下的绥远控制权之争实际上是双方战略运用上的枢纽点之争。国民政府对此极为清楚。还在1936年3月间，日本以红军东征山西强烈要求“共同防共”时， 蒋介石即采取了包含既对付红军，又对付日本的双面战略措施。一方面借机派遣大量中央军入晋“助剿”，另一方面又从其“助剿”军中抽汤恩伯部换用晋绥军番号开出雁门关，守住平绥线上的集宁要塞，其意在既隔断红军北上绥远抗日的途径，又防备日伪军西进。到10月间，日本一方面在外交上要求包括绥远在内的“共同防共”，另一方面支持伪军准备向绥远进犯。蒋介石据此判断，“谈判仍无进步，默察形势，绥远敌在必得，且料其攻绥时期，当不出下月初”；并指示阎锡山“我军不如乘敌准备未完以前，决以优势兵力由平地泉附近向东取积极攻势，并以有力部队由丰镇进至兴和遮断匪伪南北两路之联络，迅速扑灭匪军，以绝其占领绥远之企图”（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677-678页。）。11月24日，中方克复百灵庙。蒋令傅作义等继续进出商都、张北。并言，此举“于外交利益特大”（注：《徐永昌日记》第三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印行，第501页。）。 同时还指示张群就察绥问题发表文告，言“冀东察绥行政主权，中央必求其彻底完成，虽任何牺牲，亦所不惜”（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 683页。）。蒋氏这些举措，与同一时间内张群在外交谈判中对华北“共同防共”的强硬态度互为表里，表明国民政府不仅对绥远“共同防共”坚决拒绝，而且竭力以武力控制绥远来争取外交上的主动，捍卫自己的外交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