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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针对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政策措施略论(5)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江汉论坛》 彭敦文 参加讨论

(四)对共产党和红军实行剿、堵、抚相结合。
    “九·一八”后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和红军一直是采取剿灭政策。但在1935年日本提出包括“共同防共”的“三原则”后,蒋介石在加强对苏联的接触和沟通的同时,对共产党和红军也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这就是在剿、堵的同时,打开了与中共谈判的渠道,先后通知国外及国内的中共党组织建立了国共两党之间的联系(注: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版, 第312-319页。)。 蒋的这一做法是想“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共产党问题,亦即所谓“抚”。剿、堵、抚三者,从剿的方面来看,自中央红军到陕北后,蒋调东北军五个军入陕会同十七路军等部实施军事围剿,红军东征山西后,蒋又调大量中央军入晋“剿共”,一刻也没有放松。从堵的方面看,蒋既想从东面堵住红军不进入华北,以免日本藉口进扰华北,又想从北面堵住其不使靠近苏蒙,进而获得苏联的援助(注:当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策略是从陕北或向西或由宁夏靠近中蒙边境,以便获得苏联援助,实施抗日。)。而从抚的方面看,蒋也花了不少心思。首先是他向苏联建议以包含有“共产组织,甚至苏菲(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字样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作为基础发展两国关系(注: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第79 号,第224页。),想从政治上打击共产党,并使苏联承诺不支持共产党。其次是在与共产党的谈判中提出改编红军至“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并要求取消共产党政权(注: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版,第 318页。)。从上述蒋对共产党的措施来看,在华北“共同防共”问题提出后,国民政府是想加强对红军和共产党的军事和政治打击,以解决共产党问题。
    
    综合日本在中日华北“共同防共”的真实企图和国民政府所采取的相关措施来看,针对中日华北“共同防共”,国民政府在拒绝的前提下,一方面加强了与苏联的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苏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强了对共产党、红军的剿、堵、抚和对绥远的控制。前者可视为是针对日本“共同防共”中企图隔断中苏关系的目的而采取的反措施,即通过推动中苏合作来从战略上抑制日本向华北的全力扩张,使日本想通过“共同防共”进一步控制华北的意图受挫。后者是针对日本反复强调的所谓共产党扰乱北方而采取的措施。这一措施带有双刃剑性质,它既可从实际上最大限度地削弱国民政府的宿敌共产党和红军,又可通过剿共使中央军逐渐渗入华北,以便扭转“何梅协定”后中央军从河北退出后的被动局面,从而使日本在“共同防共”问题上所包含的防止中央军北上的企图受挫。此外,国民政府所采取的武力控制绥远的措施,既在外交上向日本表明不同意在绥远实行“共同防共”的立场,又实际上扼制日本由长城外进一步西进从而威胁西北的企图实现。在这些战略措施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政府对苏态度和对共产党及红军态度的转变。众所周知,国民政府历来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及红军视为威胁其统治的整体,蒋介石也曾经表示只有在清除了共产党和红军之后才可发展与苏联的关系。但是,通过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提出和交涉,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日本利用国民政府反共立场而要求实施中日华北“共同防共”的逼迫,蒋介石开始调整自己的对苏政策,并把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共产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它表明日本对华政策中所提出的渗透着意识形态性质的问题不仅未得到国民政府相应的积极回应;反而推动了国民政府对苏政策向积极方面转化,从而也推动了国共政治谈判渠道的建立。如果考虑到国民政府建立国共政治谈判渠道的目的,仍旧是为了尽快解决共产党和红军问题,那么,国民政府将外交上的联苏与国内的反共在此时已作了适当的区分,这种区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前因国内的共产党问题而对联苏心存疑虑的政策状况,转而采取通过联苏来推动国内共产党问题解决政策。由于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提出和交涉所带来的这一变化应当值得注意。其次应当注意的是国民政府此时的对日政策在整体上已发生重大变化。我们知道,“九·一八”之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先是以诉诸国联来遏制日本,后又想通过有限武力抵抗政策将日军阻遏在长城线以外。在武力抵抗未凑效后,又采取对日交涉政策,倡导“中日亲善”。所有这些政策都是被动的。华北“共同防共”问题出来后,由于日本既想由此而推动中日军事结盟,又想隔断中苏之间的战略联系,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在对日问题上作出最后抉择。国民政府针对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政策措施说明,其对日态度已趋明朗,即通过加强与苏联的实质性联系抗衡日本,通过绥远抗日扼守战略要地,摆出不惜一战的态势。这种变化是“华北事变”以来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它摆脱了以往的被动,是一种主动积极的对日政策。因此,通过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交涉,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已完成由妥协向强硬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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