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明代各朝"九边"的军数，现分镇列表如下（见155页，带*号者为估计数）：
    明代各朝"九边"军数表
    从表内各朝军数可见：明初，北边各镇军额约60万，永乐北征后约40万。明人王廷相说："迁都之后，京师置七十二卫所，约官军不下三十余万，畿内置五十余卫所，约官军不下二十余万。以外言之，括诸边之兵，不能过此数。以腹里言之，括诸省之兵，不能过此数"[109]。明初北方边镇的军额正符合王朝的"居重驭轻"原则。永乐以后北边军数下降，正统至弘治间不及30万名，这反映了军役的劳役管理形式之面临困境。嘉靖间在各镇募军，自嘉靖十七年至二十八年，辽东、宣府、大同、延绥、甘肃、山西、固原共募军60635名[110]，占嘉靖二十八年"九边"军数的13%。通过招募、清勾，嘉靖间"九边"军数超过了40万。隆庆、万历朝"九边"军数号称80余万，实约60万。从明初至明末，"九边"军数呈马鞍形，嘉靖后期至万历年间年例银的剧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变化。与此同时，京营军数也有变化。"成祖初制四十万"，嘉靖四十二年，"止剩八九万"[111]。明后期"九边"军数远超过京营，又引起朝廷的忧虑。嘉靖时已有人指出，边兵"势力专一，得以窥伺，玩我京兵，甘肃大同兵变由此"[112]。如何居重驭轻，内外相制，成了迫切的问题。
    为保持"九边"数十万军，明朝不断设法补充军员，然而成效有限。永乐至弘治近百年辽东军数减少63%，甘肃卫军减少44%。宁夏自明初至嘉靖间，卫所军减少54%。宣德七年以后至嘉靖二十年，甘肃卫军减少55%，轮戍班军减少54%[113]。可见，清勾、召募等等都难以补足原额。各朝的各镇军数多低于原额，实有军数又低于现有军额。这反映了明朝未能有效地适应军役管理形式的转变。
    明代"九边"的军数关系有明一代的政制、军制与边防。同时，它也关系明代的社会经济。"九边"军数是边地屯田劳动力的主要标志。军需给养，饷以供军，"九边"军饷是明代财政的一大问题，边饷中的折色又促使"九边"粮草市场兴旺。不仅如此，"九边"军数还关系边地人口和居民点的分布。边地人口稀少，卫所军成了边地人口的主要组成部份。其中辽东"但立卫，以兵戍之"[114]。西北"自陕西临洮府兰县迤西止有军卫旗守城池，而无州县管属人民"[115]。"自绥德至榆林，屯兵之地几二百里"[116]。明代卫军的家小随军，逐代繁殖。仅从明初到天顺间八、九十年内，"陕西、辽东、大同边城官舍军民之家，或十数丁，或五七丁"[117]。甘州在城五卫"设置年久，生齿日繁，各家户下正军之一，余六七丁，或一二十丁者有之"[118]。如计上女口，一军之家，平均以15人计，按明初北边军60万名推算，北边卫籍军户约有人口1000万，约占天顺间全国人口7000余万的1/7。其后，当仍有繁衍增长。军户或与民户分开，自行聚居。如陕西，明政权为强化管理，曾以"各卫塞堡军人不住本寨，移居山坡村落，管寨旗甲不能钤束，以致为盗，无所不至"为由，"将小寨移入大寨，委致仕千百户坐寨钤束"[119]；或是与居民杂居。如陕西环县，县城"周围三里许，编民余四百户，而城居者仅数十家，戍兵僦屋，闾巷不能容，至假学宫居之"[120]。有的卫治所在成了贸易点，如辽东三万卫所在的开原设有马市。有的卫城人口甚密，如陕西靖虏卫，"城中居人，无虑数万口"[121]。有的卫城，居民多为军户，如绥德城，"绥德官兵，自戍边之外，其在本城内外居住"，"绥德编氓，多散居乡落，城中居民，不数十户，比屋连巷，俱是卫所丁籍"[122]。就连边地的城市，居住人口中亦多军户，如大同，"城中军民繁多"[123]。宣府镇城更是"军多民少，市口绝无居民"[124]。"九边"卫军构成了边地人口的主要成份，并由此使边地居民点和城市形成其特色，治明代社会经济史者，不可不予以注意。
    注释：
    [1]《明经世文编》卷四一三，王任重：《边务要略》。
    [2]《明太祖实录》卷五八。
    [3]《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
    [4]分见《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七、卷一九六、卷二○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