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氏上述见解的特点，就是用"中小地主阶级"取代陈氏的"新兴阶级"；将"山东士族"理解为"门阀世族"，用极其明快的图式说明牛李党争。但是，正如下文要详细论及的，自岑仲勉以至近年来的研究，都全然否定将牛党理解为科举派，而将李党看作是"门阀世族"的简单化的做法。韩国磐认为牛党是进步的，李党是保守的；而胡如雷在1979年同样依据阶级史观，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牛党是保守的反动派，而李党是进步派。在现阶段，对韩氏立论的正确与否，有必要从根本上加以检讨。但是，牛李党争与以前党争的关系确实是应该引起重视的，而双方人事和政策之间的关系，也是今后应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与上述唯物史观的解释以及陈氏的见解不同，岑仲勉从实证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岑氏对陈寅恪的观点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其基本点是认为，唐代史书在提到"牛李"的场合，其中"李"是李宗闵，而不是指李德裕；与牛僧孺、李宗闵一伙朋党（"牛李"之朋党）相对立，李德裕是厌恶朋党的，自己也不会与别人结成朋党。这种看法，岑氏在1948年已经提出，在1951年执笔的未刊稿（见1990年《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中也曾论及，在1957年又作了最为完整和详细的表述，而1964年在《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中华书局）第261页以下也均有论及。岑氏在1937年的文章中论述了李德裕会昌年间重赏平定回鹘之战，而在后又责难《通鉴》之"偏牛"，在这一系列论著中，对加在李德裕头上的贬辞逐一加以辩驳，更强化了拥护李德裕的色彩。这种实证主义研究的深度和对陈寅恪观点的批判，对后来的研究有着很大的影响。近年来，汤承业在《李德裕研究》（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3年）、《论唐代相制下的会昌政风》（台湾正中书局，1973年）等一系列论考中，逐一论证并盛赞李德裕的功绩。此外，乌廷玉（1983年）、田廷柱（1990年）、王炎平（1992年）等人，也都承袭了李德裕无党说。傅璇琮（1984年）、刘运承（1986年）等人更进一步肯定李党是进步的改革派，而对牛党作出了否定的评价，认为它是无所作为的保守反对派。但是另一方面，朱桂却为牛僧孺辩护，从而引起了"研究者之间的牛李党争"，这也是始料不及的。关于这一点，与残存史料的党派倾向问题也有着重大关系。我们不应该根据符合自己观点的史料立论，而应该对残存史料尽可能地进行必要的批判。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在岑氏的看法中，例如对"牛李"名称的质疑等，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此外，岑氏对陈氏的批判，有关党争整体研究方面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论点。根据陈氏所论及的牛党和李党的人数（各为23人和8人），岑氏考查了他们的门第、出身（仕宦手段），认为两党的大多数都是科举（进士）出身。被认定是重视门第派的李德裕，同样通过科举锐意"奖掖孤寒"（《玉泉子》）；而被认定是"新兴阶级"的牛党，也多有"旧族"（名门士族）出身者，如宗室李氏出身的李宗闵，弘农杨氏出身的杨嗣复，与李德裕同属赵郡李氏的李珏等人皆是。所以，岑氏不认为牛党与所谓"李党"之间在门第和出身方面有什么差异。牛党与李德裕之间的斗争，究其实，是"同一士族阶级内部热衷于朋党私利者与比较正直者之间的抗争"。岑氏对两党成员的门第和出身加以比较的研究方法，对后来的研究有着很大的影响，日后批评陈说和韩说的研究者，几乎都承袭了这种观点。但是，岑氏的批判也有简单化之嫌，陈说将作为李党骨干的山东士族与旧族等同，将"山东士族"与"新兴阶级"对立起来；而岑氏却将两者单纯地看作是"科举与门第之争"。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加以具体检讨。
    其次，在日本，砺波护在1962年从整体上对牛李党争提出了崭新的见解，这是值得注意的。砺波氏首先仔细查阅史料，列出属于牛党的有41名官员，李党有22名官员，并且检讨了两者的出自和出身，认为在两党的成员中，科举（进士）出身者占大多数，也都有"贵族"（郡望）出身者，以此确认了岑仲勉的看法，即两党在出自和出身方面没有差异（但是不同意李德裕无党这种极端的说法）。李德裕曾说："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皆朋党。"（《通鉴》卷二二四，太和七年二月丙戌条）"方今，中朝之半皆为党人。"（《新唐书》卷一七四，《李宗闵传》）。从这些记载来看，在两个大党派的形成问题上，从每年进士考虑合格者数量之少可以看出，进士出身的人不可能占有那么大的比例；而安史之乱以降的藩镇制兴盛以来，牛李两党的上层虽由"郡望"出身＝进士出身者形成，而其下层则是由新兴地主阶级通过辟召的途径吸纳的。所以，牛李两党在构成上没有特殊的异质性；两党争论的焦点，应该从在对待藩镇或对外问题上的主战论（李党）与和平论（牛党）之间的对立去寻求。李党坚持主战论，企图恢复唐朝昔日的统治与权威，从这一点来说，他们代表旧势力；牛党倡导和平论，肯定和容认现状，可以说是代表一种新势力。（见《中世贵族制的崩坏和辟召制》，《东洋史研究》2113；又见《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同朋舍，1986年）
    砺波护上述见解的最重要之点在于，过去的成说多着重科举，而他引起人们对藩镇辟召制重要性的关注。但是，当辟召制更为具体的实态--例如什么样的出自和出身的人辟召什么样的出自和出身的人--等问题，还都是有待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今后有必要利用新发现的石刻史料进行基础性的探索和分析。与砺波氏的研究相反，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创文社1967年）在探讨党争的主要原因时，列举了科举、辟召制，出自出身，围绕用兵的不同政策，以及帝位继承，宦官等问题。以此认为，党争的本质，就是通过科举紧密结成朋党的牛党与作为山东门阀贵族的李党，在出自、出身以及政策倾向等方面的对立。筑山氏确认陈说，但认为由辟召而结成的故吏关系，是朋党结合过程中扩大和强化势力的一种手段。笔者认为，辟召制对党争实质的重要性，是否是两党扩大势力的一种手段，这些问题似乎还应该从当时辟召制的实际形态作进一步的说明。筑山氏还指出，李党领袖中翰林学士出身者居多（李德裕、李绅、郑覃、陈夷行等），翰林学士之间的关系恐怕也是李党构成的重要原因。鉴于翰林学士地位的重要性，这种看法是铙有兴味的。但是，在牛党中也有不少翰林学士出身者（令狐楚、李珏、周墀、崔铉等），因此结合翰林学士的全体进行分析，还留待今后作进一步的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