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锡壬（《牛李党争与唐代文学》，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指出，李党多系山东贵族，而牛党多系关陇贵族出身。渡边孝（《中唐"门阀"官僚的动向》，《柳田节子先生古稀纪念--中国传统社会与家族》，汲古书院1993年）根据安史之乱以后至敬宗朝通过科举担任中枢官职的官员数量统计指出，宪宗朝以后，"门阀"贵族阶层通过科举有显著回升的趋势。在牛李党争前夕，中央官界并没有显示贵族官僚与科举出身的新兴地主官僚对立的模式，所看到的两大势力的是关陇系"门阀"和山东系"门阀"。所谓牛党，是以关陇系门阀为中心的集团，这个集团中有科举功名的人极力在官界扩张势力；所谓李党，则是一些具有危机意识的贵族，这些人士痛心于科举兴盛、风气靡华、礼教被冷落的社会风气而感到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牛李党争，是否就是这两种人或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对立呢？前田爱子（《中国的婚姻--唐代通婚限制的法令》，《东亚世界的日本古代史讲座》-10，学生社1984年）在文章中也论述了唐朝后半期中央官界中"山东五姓"的升降起落，特别是"山东五姓"任职宰相的人数比例，而在李德裕执政时期达到顶峰，为80.8%。
    关于这种围绕两党出自的论证是否得当，今后有些研究工作恐怕是一定要做的：一是对文、武、宣三朝中央枢要官职人员构成的整体分析；二是对牛李两党的出自作更为严密的分析--其中也应该包括婚姻关系。关于两党婚姻关系的研究，虽然有史料上的限制，但也不用过多地担心，近年来陆续公布了新发现的石刻史料，可以尝试由此作进一步的探讨。不管怎样说，陈寅恪将"山东士族"看作是李党的核心的说法，还是值得探讨的。
    其次，关于出身问题，也即科举问题。正如许多研究者在论文中所指出的，牛李两党成员中，科举（进士）出身的人都占有压倒多数，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高桥彻（1993年）更调查了李党党人入仕的形态，并且指出，除李德裕、郑覃两大领袖以外，李党成员的子弟多以科举（进士）入仕。所以，很难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李党基本的政治立场是"反进士"。因此，陈说将是否重视"科举"作为两党的分歧点这种见解，显然有重新修正的必要。那么，如何解释李德裕、郑覃等李党领袖厌恶进士的浮华的言论以及他们强烈的反进士的政治态度呢？
    在这方面，除李德裕通过科举锐意"奖拔孤寒"之外，还可以举出废除呈榜，废除助长座主与门生、同年之间私人交往的曲江宴、雁塔题名等惯例。但是，李德裕不是否定科举本身，而是厌恶请托、朋党等给科举带来的流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德裕的用意是为了科举的公正化，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科举制度的改革者。岑仲勉（1957年）、汤承业（1972年、1973年）、胡如雷（1979年）、周建国（1983年）、王炎平（1987年）、刘运承（1989年）等人，都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其中，汤承业、周建国、王炎平、刘运承四人根据《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帝纪会昌四年十二月条的记载，认为其中所说的宰相就是指李德裕。这条材料表明，李德裕主张科举不应该排除"子弟"。由此可以看出，李德裕是主张向"子弟"（即贵族阶层的"子凝"）开放科举之门的。但是，这种解释是很成问题的。首先，并不能根据《新唐书》的相应部分断言《旧唐书》所载史料中的宰相就是李德裕。其次，在会昌年间的科试中，杨知至（杨汝士之子）、郑朴（河东节度使崔元式的女婿）以及牛僧孺的外甥源重等五人都达到及第的水平，但因"子弟"之嫌，其中四人落第。这一事件使人感到，其目的是为了打击牛党的"子弟"，由此强烈地反映了李德裕的意向。另外，杜牧《上宣州高大夫书》（《樊川文集》卷12）有这样的记载；"自去岁前五年，执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选宜与寒士，凡子弟不应议进。'"傅璇琮（1984年）考订，这一上书的时间是在会昌六年（846年），据此，"自去岁前五年"即武宗即位的开成六年（840年）乃至会昌元年，"执事者"无疑是指李德裕。此事表明，在武宗朝的政局中，科场弥漫着压抑"子弟"的空气，这自然是因为李德裕操纵的结果。为此，根据上引《旧唐书》的记载，针对李德裕在科场严重压抑"子弟"的做法，其他"宰相"（李让夷、崔铉、杜悰）对这种规制有所松动，武宗对此也表示赞同。但李德裕却对郑肃和封敖子弟的应举加以限制（封敖之子彦卿于李德裕失势的第二年--大中元年--应举登第）。但并不是对通过科举担任朝廷要职的"寒士"有更多的照顾；（本来，科举对于入仕并不是必要的），提拔公卿"子弟"也是应该的，必须的。关于这一点，高桥（《李德裕试论》，《柳田节子先生古稀纪念--中国的传统社会和家族》，汲古书院，1993年）指出，李德裕认为科举必须接纳寒士，又为依靠门第而跻身高官的子弟的应举感到头痛，暗中将高官子弟从科举登第者中剔除出去，以在知贡举上施加压力。事实恐怕未必如此，"李德裕的奖掖寒士，只不过是这件事的另一方面罢了。"这种看法才比较接近实际情况。另外，李德裕厌恶理应维持礼教门风的贵族阶层奔竞于科举的行为，他所废止的曲江宴，是进士合格者极以为荣的事。正如何灿浩（1986年）指出的那样，李德裕于会昌四年四月实行裁撤州县佐官，而县尉、主簿是进士最常见的入仕途径。李德裕的减官政策显然包含着堵塞这一途径的意图。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李德裕对士的厌恶。
    何灿浩（1983年）还指出，牛党多是同年和座主--门生的关系，而李党却几乎看不到这种情况。从牛李党争的过程来看，两党成员虽多有科举出身者，但双方对科举的意识和集团构成上的特点却并不相同。据唐末裴廷裕《东观奏记》的记载，在回答文宗的下问时，李党的陈夷行、郑覃奏请进用"经术、孤立"，而牛党的李珏、杨嗣复则请以"地胄、词彩"优先。所谓"经术、孤立"，就是承继"山东士族"的门风，掌握经学。它是与通过科举结交私人关系的做法相排斥的（还包括不依靠门弟的"孤寒"之士）。陈夷行是科举出身，但是，在科举出身的人中，当然也有对伴随科举而来的私人结交的弊端持批判态度的人。与此相反，所谓"地胄、词彩"，即不是通过经学，而是靠贵族的门第（依笔者之见，即关陇系"门阀"），同时重视科举。牛李两党的基本倾向及其特点，从《东观奏记》的记载中看得最为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