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出自、出身，还有一个问题，即砺波护所指出的新兴阶层依靠辟召制进用的问题。正如上文所说的，渡边（1993年）认为，在敬宗朝以前牛李党争前夜的官场，至少在有关政权中枢的中央重要官职中，并没有看到新兴地主阶级（"庶姓"）的进出。前田以"山东五胜"任职宰相和仆尚丞郎者为对象，调查了辟召的事例，从而指出，"山东五姓"中互相辟召的事例极多。而砺波护所举李德裕所谓"朝中三分之一皆朋党"，"中朝之半皆党人"，则为一种夸大之词。另外，李党韦瓘手中的《牛羊日历》记载，大和末年牛党"凡在朋党者四十余人"。在党争的漩涡中，《日历》仅仅记非难敌党的言词，这也是很自然的，"四十余人"的数字显然是不可信的。正如何灿浩所指出的，李党方面，作为党派而言，其凝聚力比较薄弱，这一弱点是必须注意的，党的领袖阶层之间的横向联系不那么强固，因此很难看作是巨大的金字塔型构造的党派。台比（1979年）根据严耕望的《唐仆尚丞郎表》也指出，很难认为两党政权的交替就是尚书省高官人事的更换；因此，所谓朝臣过半皆为党人这种巨大党派的存在是令人怀疑的。从外观上来说，牛李党争显示了朝廷中枢激烈的权力争夺，这是事实；据此可以认为党争是巨大的金字塔型党派之间的激烈冲突，是朝廷中枢一群高官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看法应该说是接近事实的。为此，及早地弄清楚文宗、宣宗朝中央枢要官职的成员构成，进一步详细搞清当时辟召制的实际形态及其与党争的关系，也是当务之急。
    三、对藩镇、对外问题与党争
    陈寅恪自1944年以来经常谈到，牛李两党对待藩镇的态度和对外问题上的分歧：李党是积极用兵论，牛党则是消极和平论。但是，强调这一点是牛李两党（或牛党和李德裕）之间最本质对立因素的，则是砺波护（1962年）、胡如雷（1979年）、王炎平（1985年）、赵文润、拜根兴（1992年）等人。岑仲勉、刘运承（1986年）等人也高度评价李党的积极进取，而对牛党的苟安姑息予以否定的评价。由此可见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与此相反，周建国（1983年）、毛双民（1990年）等人则认为，在对藩镇的政策上，牛李两党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何灿浩也指出，李党并不是基于特定政策结合而成的，这一点反映在对待藩镇、对外问题上李德裕和其他李党首脑见解的不一致上。
    周、何两氏指出，《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在述及会昌三年--四年征讨泽潞留后刘稹时，曾有这样的记载："初议出兵，朝官上疏相继，请（刘）从谏例，许之继袭。而宰臣四人，亦有以出师非便者。德裕奏曰'如师出无功，臣请自当罪戾，请不累李绅、让夷'"。由此可见，李德裕与其他李党宰相（李绅、李让夷）对于用兵也有不同意见，征讨泽潞的强硬路线不如说是李德裕个人的识见和决策。何氏曾指出李党作为党派，其凝聚力是相当弱的，李党在对藩镇是否采取强硬态度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也反映了这一点。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从史料记载可以看出，除李德裕外，李党领袖对于藩镇问题并没有什么象样的主张，这是事实。
    关于这一点，牛党的杜牧倒是赞成积极用兵的（《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樊川文集》卷十一）；胡如雷于1979年，王西平于1985年等都据此对将杜牧算作牛党的说法提出异议。而毛双民（1990年）则根据牛党成员李绛对藩镇态度认为，牛党并非坐视藩镇割据，只是反对无视财政等现实状况的闇云的用兵论。穆宗长庆二年（822年），汴州宣武军发生兵变，部将李求节钺。当时，舆论以前年河朔三镇拒命以来多灾多难，主张承认既成事实，授与节钺，只有牛党宰相李逢吉一人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河北事态系不得已为之，对于河南的事态如果再作让步，将难以统制长淮以北，因而主张出兵征讨。唐长孺（1989年）也认为，李德裕在对待泽潞问题上采取了同样的态度。毛氏更认为，牛李两党在容忍河朔三镇的自立上并没有什么差异。大和五年（831年），幽州卢龙节度使部将杨志诚驱逐节帅李载义、求索节钺时，牛僧孺曾说："自安史之乱以来，范阳非国所有。……如抚之以捍北狄，必不讦顺逆。"（《通鉴》卷二四四，太和五年正月庚申条）。而会昌元年（841年），同样是幽州卢龙军发生变乱，陈行泰和张绛以下克上，求索节钺。李德裕认为"若置之数月不问，必自生变。"主张观望，对首先向朝廷表示恭顺态度的张仲武给予节钺（《通鉴》卷二四六，会昌元年九一十月条）。如果将牛僧孺与李德裕的态度作一比较。前者主张放手让幽州自立自擅，后者则与此相反，主张直接介入，尽可能地将"反侧之地"置于朝廷的间接统治之下。（李德裕曾说："河朔兵力虽强，但不能自立，须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通鉴》卷二四八，会昌四年八月条--这段名言也是这个意思）。两者的姿态当然是有差异的。
    两者在对外问题上态度的显著差异，还表现在大和五年（831年）的维州事件上。安史之乱以后，维州陷没于吐蕃，其守将悉怛谋向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投降。对此，宰相牛僧孺认为与吐蕃的盟约不可破坏，主张将悉怛谋送还吐蕃。岑仲勉（1957年、1990年）、李则芬（1989年）等人认为，之所以在上述对外问题上产生显著差异，是因为牛僧孺嫉忌李德裕之功；反之，在牛党把持政权的大中三年（849年），西川节度使杜悰（牛党）却干脆利索地收复了维州，而且接受了属于吐蕃的秦、原、安乐三州和石门等七关的来降，迅速接收了这些地方。但是，朱桂（1976年）在文章中也指出，这十八年期间，吐蕃国内政治混乱，国力衰退，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并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正如岑仲勉（1937年）所详细论述的，就李德裕对回鹘战役的积极对策（以及牛僧的消极论）可以看出，李党在对外问题上想从维持现状前进一步的积极倾向。
    文宗曾向臣下询问天下太平之策，牛僧孺回答说："无太平之象，方今四夷未至交侵，百姓未至流散，虽非至治，亦可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通鉴》卷二四四，太和六年十一月乙卯条）。从这些话，可以看出牛僧孺的政治态度是以维持现状为根本。胡三省曾评论说："牛僧孺患失之心重，而李德进取之心锐。"当为至言。但是，正如刘运承（1986年）所评论的，李德裕的"进取"是立足于"修开元故事"的复古主义，试图在贵族统治的态势中回复到律令制。我认为，这种贵族的复古主义精神，将过去的传统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和样板，这是与"山东士族"的意识和精神相符的。李德裕厌恶进士浮华的感情，与他对藩镇、对外问题上的"进取"，两者在思想根源上毕竟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