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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在对藩镇、对外问题上李党的积极论和牛党的消极论，仅仅是概而言之。至于李党的积极论究竟是李党全体的共识，还是李德裕个人的识见？牛李两党对藩镇问题的不同态度是否是两党的最本质分歧？关于这些问题，今后还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与这一问题有密切关系的是围绕牛李党争的开始期限。众所周知，宪宗元和年间的前半期，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杜黄裳、武元衡等人对藩镇的主战论，在元和后半期，文宗初年又有以裴度为代表的主战论，与李绛、韦贯之、萧俛、白居易、李逢吉等人的慎重论或罢兵论都是对立的。依照成说，牛李党争发端于元和三年（808年）的制科案。而这一期间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对李吉甫的对藩镇主战论也发起了攻击。将党争的要因归结为对藩镇问题态度的学者，一般是从元和年间对藩镇的主战论与和平论的对立来理解牛李两党的对立。但是正如我们在下章还要详细论及的，对于元和三年的制科案是牛李党争的发端这一问题上还是有着有力的反对意见的。有的学者将党争始期置于穆宗长庆年间以后，这样，元和年间对藩镇的主战论与牛李党争在一些具体问题就都无法衔接了。关于这一点，王炎平（1985年）、赵文润、拜根兴（1992年）在文章中就不同意将元和三年的制科案作为党争的始点，将牛李党争的渊源重新归结为元和年间后半期以后裴度（主战论）与李逢吉（和平论）之间的对立。不管怎样说，关于党争始期的问题，对于确定党争的本质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确定无疑的。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进一步检讨有关始期的各种观点以及有关牛李党争的各个具体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