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如雷也认为，两党对立的焦点在于统治阶级内部对藩镇用兵的不同立场，也即对藩镇的强硬论（李党）和姑息论（牛党）。胡氏认为，作为当时统治阶级的封建地主阶级，可以分为中央的"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大地主阶层"以及"中小地主阶层"等三个组成部分。所谓藩镇，就是"地方豪强大地主阶层"的权力机构，他们热中于地方分权（分裂），通过科举（进士科）进入中央政界、强调自身利益。所谓牛党，不外是代表这种藩镇＝"地方豪强大地主阶层"的政治势力；与此相反，李党则是反对地方割据的中央的"公卿、显官集团"与中小地主阶层"联合的政治势力"。从双方对待藩镇和科举弊害的不同立场来看，李党是进步的而牛党是反动的。这种评价与韩国磐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胡氏还指出，在安史之乱至九世纪初藩镇体制形成期，党争尚未发生，而在九世纪前半期（宪宗、武宗朝）中央与藩镇的激烈抗争期则发生了党争，与中央和藩镇的一进一退相平行，两党势力也彼此消长；九世纪半以后，牛党取得了最终胜利。与此同时，中央与藩镇之间的抗争，也以藩镇的最终胜利而告终。因此，胡如雷强调藩镇动向与党争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如上所述，胡氏的论点十分重视藩镇与党争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强调过分，难免给人一种图式化的印象。例如，将藩镇看作是"地方豪强大地主"的权力机构之类，就是一种过于机械的规定。毫无疑问，藩镇多半处在唐朝官僚制的统治之下，并不存在与中央的对立；与中央相对抗的河朔三藩，只要看一看其形成过程以及藩帅的出自，就可以得知，所谓藩镇是"地方豪强大地主"代表的说法，是毫无道理的。关于这一点，在中国，周建国（1983年）、毛双民（1990年）等人都曾予以恰当的批评。
    八十年代以后的研究，有刘运承（1986年）和毛双民（1990年）。刘运承首先从出自、出身这些观点批判了陈寅恪的说法；认为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说，两党都不存在本质的差异。牛李两党之间的不同，是"官僚大地主阶级"内部面对安史之乱以降所出现的政治危机在认识和对策方面出现的差异。李党企图使唐朝中兴，"重修开元故事"，削平藩镇和抑制宦官，以及废佛等社会经济政策，可以说是进步的改革派；牛党则始终主张维持现状，苟安姑息，一心想保持自己的权势，可以说是平庸腐朽的势力。这种见解，差不多是岑仲勉观点的延伸。与此相应，毛双民认为，牛李党争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无原则的权力斗争，见解稍有不同。毛氏认为牛党和李党不仅在出自、出身方面没有什么差别，在对待藩镇的政策方面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其理由有三：一、元和初年对藩镇强硬政策的主导者是杜黄裳和武元衡，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只起了辅助作用；二、所谓牛党的和平论，只是反对闇云无视财政等方面实际状况的用兵论，即使是牛党，在情况合适的时候--如长庆二年（822年）宰相李逢吉讨平宣武军留后李时--也是决不坐视藩镇跋扈的；三、对于河朔三镇，牛李两党都容认其自立，李党也一次都没有直接介入河朔三镇。此外，从两党的消长来看，武宗朝是李党占优势，文宗死后，因皇位继承问题牛党领袖杨嗣复、李珏等人与陈王成美相对，因宦官仇士良的拥立，使武宗即位。因此，在武宗朝起用了与牛党对立的李德裕，而宣宗朝之所以成为牛党的天下，则是因为在武宗朝受到冷遇的宣宗即位后，避忌武宗视为股肱之臣的李德裕，于是起用牛党，将李党一扫而光。所以，从党争本身来说，并没有什么道理和原则可言。乌廷玉（1983年）和丁鼎（1993年）也提出了这样一种见解：牛李党争的本质，不在于"出身"和"政见"，而专在"人事"。这些见解似乎与吕思勉的看法相近。吕思勉早在1959年就将牛李党争看作是一场权力斗争。这种立场与韩国磐、胡如雷的看法成了鲜明的对照。黄永年指出，这种倾向，在关于顺宗朝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所谓"永贞革新"）的性质和评价的论战中也可以看出。作为其核心的王叔文集团是以与顺宗的个人关系为媒介而形成的。事件的本质是围绕政策路线的斗争，也即是"士、庶斗争"。1980年以后，对"文革"作了否定的评价，上述看法想来正是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思想状况。但是，在毛氏看来，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自唐初以来即不断发生，即使在汉、宋、明、清等各个封建王朝也并非例外。在王朝统治权力得到加强的时候，权力斗争局限于较小的规模；一旦封建王朝走下坡路，统治能力受到削弱，这种权力斗争的规模就大大得到扩展，以致激化。这样，又重新回到了非历史的一治一乱的王朝史观，而牛李党争应该具有唐朝后半期这一历史时期所具有的历史特点，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历史研究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以上大概追述了关于牛李党争研究的整体状况，关于其性质和历史地位评价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出自、出身；二是对藩镇和对外政策，即牛李两党对待这两个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是否有本质的差异。下文，我们将围绕这两个具体问题，进一步作较为详细的介绍。
    二、出自、出身问题与党争--以科举和门第为中心
    陈寅恪以出自和出身来区分牛、李两党。对于这种观点，自岑仲勉（1957年）以后，砺波护（1962年）、何灿浩（1983年）、刘运承（1986年、1989年）、王炎平（1987年、1992年）、毛双民（1990年）等人的文章，对陈说都提出了批评。除了韩国磐（1954年）以"士、庶对立"取代陈说外，真正承袭陈说思路的只有筑山治三郎（1967年）和李则芬（《司马光袒牛贬李》、《唐代科举与朋党》；见《隋唐五代历史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批评陈说的学者，也介绍了陈氏立论时所引用的清人沈曾植的话。沈曾植根据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大中二年条认为："牛李两党以科第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几乎专就两党的出自问题即是否是贵族（"门第"）出身来发表议论。但是，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陈氏虽认为李党的核心是"山东士族"，但这决不是一般地将"门第"与贵族等同起来。多数论者也指出，在牛党中也有许多贵族出自者如李宗闵、李汉（宗室，陇西李氏），杨嗣复、杨虞卿、汉公、汝士兄弟（弘农杨氏），杜悰、杜牧（京兆杜氏），李珏、李固言（赵郡李氏），崔铉（博陵崔氏）等。其中除李珏、李固言与崔铉之外都是关中地区的贵族，并不是"山东士族"。另一方面，如李回（宗室，陇西李氏）和刘三复（润州丹阳郡的"郡姓"？）薛元赏、元龟兄弟（出自不明）可以看出，李党也决不是由"山东士族"构成的。但是，象李德裕、李绅（赵郡李氏），郑覃、郑肃、郑亚（荥阳郑氏）、崔珙（博陵崔氏）等人，特别是担任宰相之职的核心成员，则多半出自于"山东氏族"，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陈氏还强调，李德裕、郑覃等李党领袖厌恶进士的浮华，宣扬经学和礼教的言行，也是一种以东汉魏晋以来的传统自负的"山东士族"的意识。这种理解是十分自然的。因此，自岑仲勉以下诸人的批判，对所谓牛党为"新兴阶层"的说法的批判，可以说是有的放矢，确实辨明了陈说的欠缺之处，但是在断定李党的核心是"山东士族"这一点上，可以说并没有切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