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如其中少数权势子弟，所充千牛备身之类地位甚高，"考课、赐会及禄秩之升降，同京职事官之制。"[30]更何况他们在入仕时易得援手，入仕后亦易于致身显位，故其性质与第一类颇近。如《旧唐书·萧至忠传》载其中宗时上疏："臣窃见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爵，此并势要亲戚，罕有才艺，递相嘱讬，虚践官荣。"《册府元龟》卷630《铨选部》条制二开元九年十月敕，亦指出了当时"朝官子弟未曾经历即登要司"的问题。又《通典·选举五》垂拱中魏玄同讥权要以荫滥进曰："弘文崇贤之生，千牛辇脚之徒，课试既浅，技能亦薄。"即把可充千牛备身等仪卫者，与可入两馆亦可直接予选的显贵子弟相提并论。除此之外，第二类中的一般官员之子，如充皇帝和太子三卫者，其登进过程实已渐与第三类相仿。因为高祖、太宗后，随政治和仕途上的调整，用荫入仕已趋艰难。《新唐书·百官志》四述自来"三卫非权势子弟辄退番，柱国子有白首不得进者，流外虽鄙，不数年给禄禀；故三卫益贱，人罕趋之。"其实，此处所谓"贱"，不仅是由于无禄廪，也是由于其登进坎坷与吏略同的缘故。当时从门荫等途出身者为数既大，官职不敷分配，因而其往往先须"黄衣执笏，于吏部分番上下承使及亲驱使……至有为主事令史守局钥、执帽者。两番以上，则随番许简；通时务者，始令参选。"[31]这种经历，其性质显然与亭长、掌固等吏并无二致，故由之登进，也就将与吏道出身者一样面临重重的障碍。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
    总的来看，与以往相比，唐门荫之途已突出了限制的一面。其用荫的标准，已不再包括魏晋以来那种不完全取决于朝廷的族姓等级，而是直接以官爵勋级和与皇帝的血缘远近为据。更为重要的是，除去以个案处理的特赐官和少量显贵子弟的直接予选，门荫之途的主流，皆已以先在指定部门充事执役（或纳资相代）为前提，同时呈现了深刻的分野：高官要官子弟固然仍有登进之便，但对占最大多数的一般中低官荫子来说，此途实已与吏道略同。
    其它如军功，方伎等大宗仕途，也呈现了类似的分野。如军功之途，唐制除少量功勋卓著者可即"优予处分"而得官外，[32]一般获勋者亦皆须通过轮番执役，积累必要资历后再予选为官。具体即由兵部拔充宿卫或至诸司当差，或由当地州府分配监当城门、仓库之类，皆每年一个月（或纳资代）。勋级在骑都尉以上的经四年，以下的五年，多则八年期满无大过者，便可由兵部简试，合格者选为武官，有文才者转送吏部选；不合格者可继续执役或纳资若干年后再由兵部简选。一旦得官，其阶品亦可据勋级叙高若干阶。由于高宗以来，战士授勋者动至万人，获勋者轮番由兵部或各州府拔充执役的限额一度在15000人上下，[33]故每年循此入仕者或非少数。然其性质则"分支诸曹，身应役使，有类僮仆；据令乃与公卿齐班，论实在于胥吏之下。盖以其猥多，又出自兵卒，所以然也。"[34]显见此途实类于吏道而入仕则当较一般中低官荫子更为艰难。
    再如方伎之途，除极少数技艺者可能获宠被擢为高官外，唐代一般伎术人或被列入专籍"配隶诸司职掌"而轮番供役，[35]或由主管部门直接选为医工、筮师之类；积年累月后，集中了各色伎术人的秘书、殿中省、大常、太仆寺、少府监、左春坊等机构，可据其劳绩才干对之考选，送吏部附甲，酌情任之以本机构官职或吏职。此外，秘书、太常等部门及各州，还从方伎世家或普通人中招收执役性学徒，专门见习天文星历医药卜筮等艺，经课试并积累必要劳考合格后，亦可按规定程序升之为伎术官。因而方伎之途的主体部分，同样须执役积劳而进，其特殊性是限于选拔专门伎术官吏，且其今后的前程亦已被预定："不过本色局、署令。"[36]故此途的性质，既类于吏道，又要比吏道更卑下。
    由上可见，唐代门荫、军功、方伎三途中占最大份额的部分，一般中低官荫子、普通获勋者和伎术之人的登进，皆已与吏道有相同处，必须充事执役积累必要劳考，方有资格通过铨选入仕为官；尤其所充之事，所执之役、包括已获资格后仍须"黄衣执笏，于吏部分番上下承使及亲驱使"的性质，大体也是与各种吏职相通的。《通典·职官二十二》把一般中低官荫子所充斋郎、亲事、帐内等职，普通获勋者所充门事、执刀之类，普通伎术人所充乐工、兽医等，与诸府史、亭长、掌固并称为"诸色胥史"，便是确证。又《唐六典》卷10《秘书省》载历生36人掌习历，"同流外，八考入流。"天文观生90人，"从天文生转补，八考入流。"《册府之龟》卷630《铨选部》条制二天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敕"诸州医学生等，宜随贡举人例申省补署，拾年与散官。恐年岁深久，简勘无凭，仍同流外附甲。"是方伎类执役性学徒的性质亦同于流外。[37]此外，低官荫子和一般获勋者，既可通过执役积劳而进，也可如《唐六典》卷2《吏部》、卷30《州府》所述，经州选而在本地任县录事、仓督或送吏部小铨，这种规定，本身就说明了其充事执役与担任吏职在法理上的一致性。但也正其如此，在前述长期以来强烈鄙视吏职、吏道的社会和官场氛围中，由之登进者在予选入仕之时和以后，也就不能不受到与吏道出身者同样的限制了。故武后神功元年十月三日，除对方伎出身者作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外，也把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参佐亲品等出身者，统统列入了"不得仕京清要著望等官"，不得进阶三品的范围之内。[38]
    最后要指出的是：作为科举与吏道之外的三个最为集中的官员来源，门荫、军功、方伎之途，既有向吏道靠拢的一面，也有受科举制广泛影响的一面。在科举制所代表和反映的社会基础和时尚下，既使是少量权贵子弟、殊功异勋者和受宠技艺人，虽在制度和实际上都可能致身显位，但若与科举尤其是与越益热门的进士出身者相比，至少已在舆论上处于次一等的境地。这就进一步强化了现在"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而趋骛于科举的势头，[39]也就势必降低了门荫、军功等途本来应当具有的吸引力。李德裕述其祖因"天宝末仕进无他歧，勉强随计一举登第。"[40]即其写照。又观《旧唐书·儒学传》载太宗时"玄武门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新唐书·选举志》载中宗"诏宗室三等以下、五等以上未出身愿宿卫及任国子生，听之；其家属业成而堪贡者，宗正寺试送监举如常法；三卫番下日，愿入学者，听附国子学、太学及律馆习业。"以之参诸弘文、崇文馆及国子监六学生多限官贵子弟的规定，则初唐以来，朝廷亦未尝不以诱致荫子、军人转赴学校及科举之途为事。凡此之类，足见唐代仕途的调整头绪虽多，然其大要则无非下归乎吏道或上附于科举两大端，另以数量较小的特赐、征辟、奏荐等法为之辅翼而已。在此结构与态势中，各种仕途的基本发展方向，以及后世终于分别以科举和吏道为核心而形成"正途"和"异途"（杂途）两大仕途序列的格局，实际上都已露出了轮廓。
    [*]收稿日期：1996-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