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邑与周
        在西周金文中，提到新邑的目前所见有四器：士卿尊、臣卿簋、臣卿鼎（两器铭文相同）、柬鼎。数量既很有限，铭文又都非常简略，没有提供可资考察的材料，故仅凭此无法确定新邑究竟是不是成周。但传世的周初文献相比之下有较多的记载，可据以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
        在《尚书》中，有不少篇章都提到新邑，其中有些可以看出新邑与周对言，而不是周。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事）于周，周公咸勤。
        --《康诰》
        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予齐百工伻从王于周。
        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
        --《洛诰》
        《康诰》的“见士”即西周金文的“见事”。
        以上材料可见，新邑与周对言，而不是周。《康诰》的记载说明，在新邑营建以前，此地早已有周。《洛诰》“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一句，更是清楚表明新邑与周是两个地方。
        新邑既不是周，那么，周又是指的什么地方呢？由以下几点来看，应是指的成周。
        （一）成周在周初也单称周。《史记·周本纪》言武王“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可推知武王所营当时即称之为周，即后来的成周。
        著名的保卣，其铭文云：“遘于四方会王大祀侑于周”，我们曾指出，保卣为迁居洛地的殷遗所作之器（注：彭裕商：《保卣新解》，《考古与文物》1998年4期。），该器出于洛阳，这里的周也显然是指的成周。
        （二）《康诰》说“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可知周公当时已在洛。周公既在洛，则为营建新大邑而举行的“大和会”和“见事”都不可能到西土的周去举行。并且下文还说“周公咸勤”，也证明“大和会”和“见事”不是在西土的周，不然周公就不能在洛“咸勤”这些人了。四方民和“侯、甸、男、邦、采、卫、百工”为营建新邑而“和会”，也不可能千里迢迢到西土的周去“见事”。所以这里的周明显应在洛地，应即成周无疑。
        （三）《洛诰》前既云“予齐百工伻从王于周”，后又云“以在周工往新邑”。稍加分析，也可看出这里的周应即成周。1.周公和百工往返于新邑与周之间，说明周在新邑附近。2.当时成王和周公均在新邑，则“从王于周”之周不得为西土之周。3.据《酒诰》的记载，百工实为殷人。下文将要指出，这些人在营建新邑时已迁至洛地，所以即使成王当时在西土之周，他们也不可能千里跋涉跑到西土的周去从王，然后又返回新邑。这些都可看出，周非成周莫属。其实，《洛诰》一篇的周都是指的成周，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
        结合金文材料来看，新邑也不是成周。按照一般的说法，新邑是成周始建时的称呼，后来改称成周，就不称新邑了。但我们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一）1966年出于宝鸡的何尊，铭文与《西清续鉴甲编》所著录的“周甲戌方鼎”和传世的德方鼎有联系（注：李学勤：《何尊新释》，《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39页。）：
        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豐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弼文王……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
        --何尊
        惟四月，在成周，丙戌，王在京宗，赏在安……
        --周甲戌方鼎
        惟三月，王在成周，延武王福自镐，咸，王锡德贝廿朋，用作宝尊彝。
        --德方鼎
        很明显，上面一组铜器为一时所作。何尊铭文引武王的话“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意在说明时王迁宅于成周乃是秉承武王之遗志，则时王非成王莫属。德所作器除方鼎外，尚有方座簋，与鼎系同一批铸造。方座簋器形纹饰又与周初记载武王伐纣的利簋完全相同，也证明这一组铜器的年代在成王早年。何尊铭末有“惟王五祀”，可知作于成王五年，即成王营建新邑之年（注：彭裕商：《周公摄政考》，《文史》45辑，中华书局，1998年。）。这一组铜器都有成周之称，最早的德方鼎所记为成王五年三月事。而《康诰》、《召诰》、《洛诰》等篇所记也是成王五年三月以后事，都称“新邑”。尤其是《洛诰》，据篇末记月，知该管之作在成王五年十二月，晚于何尊等器，但仍称“新邑”。这就说明新邑和成周是某一个时期同时并存的两个名称。
        又有学者认为周初有所谓周公摄政七年，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周公并无摄政之事，成王五年以前也不存在一个周公摄政七年的时期，何尊等铜器与《召诰》、《洛诰》是同时的。这一问题笔者另有专文（注：彭裕商：《周公摄政考》，《文史》45辑，中华书局，1998年。）。
        （二）称新邑的铜器在年代上也不早于称成周的铜器，如柬鼎和臣卿簋。柬鼎器形同应公分裆鼎（注：唐复年：《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器影集》46，中华书局，1993年。），也接近献侯鼎。其共同特征是器腹加深，腹壁略向外鼓，与周初武成之际的分裆鼎有明显的不同。后者继承晚殷作风，主要特征是器腹较浅，腹壁直。献侯鼎铭文已提到成王，器当作于康王初年（注：彭裕商：《谥法探源》，《中国史研究》1999年1期。）。应公所作器除分裆鼎而外，据陈梦家先生所言（注：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考古学报》1956年1期，67-68页。），尚有圆鼎、方鼎等11件。目前可考见器形者，包括分裆鼎共7件（注：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图版5、6（方鼎、觯）；唐复年：《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器影集》160（簋）；《西清古鉴》13卷18页（簋）；《故宫》下册上编图138（卣）；《西清古鉴》16卷1页（卣）。），都是西周早期的形制，陈梦家先生定其时代在成康时期。其中两件簋，以器形纹饰而论，应在康昭之际。由上可见，柬鼎的年代不会太早，至少是晚于成王五年的何尊、德方鼎等诸器。
        总之，从金文材料来看，成周和新邑也是并存的，并非同一地的先后两个不同名称。
        考察营建的时间，也可看出新邑不能是成周。
        先来看成周的营建。《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克商后为了稳定政局，曾“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其记载本于《逸周书·度邑解》。其营建的具体地点，据《度邑解》“自洛汭延于伊汭”的记载，可知所营“周居”在伊洛地区，正是后来的成周，是成周的营建当上溯到武王时期。这与上所论新邑营建以前洛地早已有周的情况是吻合的。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援引周敬王的话说：“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崇文德焉。”把成周的营建归之成王。但《左传》成书于战国中期（注：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左传选·后序》，中华书局，1979年。），所言周初之事自不能与周初文献相比。如文中所说的“城成周”，即修成周的城墙，就与周初的情况不符。有考古学者指出（注：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10-11页。），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不仅商代晚期都城殷墟没有城墙，而且迄今为止，也还未发现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其它城堡的遗迹。所以成周和王城在始建时应该是没有城墙的。《左传》所说的修城墙是春秋时期的情况（注：《逸周书·作雒解》说周公“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云云，也是东周人的说法。）。并且，徐中舒先生还指出，《左传》一书多有预言，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在书中均有端倪，可见该书并非全为实录。故其所言周初之事，不能全视为周初实录，只能看成是战国中期的一种说法。
        至于新邑，其营建即周初的“作洛”，在成王五年，晚于成周。
        《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五年营成周”，《书序》说“成周既成，迁殷顽民”，自汉代以来，学者多认为新邑是成周。究其原因，不外乎因成王也于是年到成周“即辟”以治天下，所以很容易使人想到新邑就是成周。但如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是有问题的。据《召诰》记载，新邑的正式大规模营建是在三月二十一日甲子，前此只作了“经营”、“攻位”等项工作。而又据该篇，也就是在三月二十一日甲子这天，成王已在新邑（注：彭裕商：《周公摄政考》，《文史》45辑。）。何尊、德方鼎等器也明确记载成王于是年三、四月在成周，并有在京室诰宗小子等事。但以新邑当时的情况而论，成王不能在此地就天子之位是很明显的。且当时西土尚有镐京，成王也没有必要急于跑到一个刚开始营建的新邑去就位。这样就产生一个矛盾，这一矛盾李学勤先生早已发现了，他说：“据《召诰》，召公在三月戊申到达洛地，卜宅经营。至乙卯日，周公至洛。甲子日，周公用书命庶殷诸侯，兴建新邑。所以，在三月份不能有周王来成周，四月丙戌也还不能有什么京室，这是十分明显的。”（注：李学勤：《何尊新释》，《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43-44页。）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就把何尊、德方鼎等铜器的年代定在了康王时期。实际上，如本文所论，新邑不是成周，成周的兴建在武王时，成王是到成周就位而不是在新邑，则上述矛盾自然就不存在了。下文我们将要指出，成王到新邑是为殷民相宅。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两点认识：1.新邑不是成周；2.新邑与成周相近，同在洛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