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邑与王城
        由上面的考察，我们知道新邑不是成周，本节的讨论将进一步指出，新邑即后来的王城。
        首先我们来看新邑的居住者及其方位。从《尚书》的记载来看，新邑的居住者主要是殷遗民。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今尔惟时宅尔邑。
        --《多士》
        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
        孺子来相宅，其大惇典殷献民。
        --《洛诰》《多士》记载周公在新邑告商王士，说明商王士当时在新邑。文中记述营建新邑的目的时又说“予惟四方罔攸宾”。宾即宾客之宾，此作动词用，犹《易·观卦》：“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之宾。“攸宾”谓四方来朝贡时宾客之住处。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修建新邑有两大目的：1.作为四方朝贡时之住处；2.用以居住殷遗民。该篇接着又说“尔乃尚有尔土”，“今尔惟时宅尔邑”，可知新邑是商王士的长期居住之地。正因为新邑是用来让殷遗民居住的，所以《召诰》记载修建新邑的才是“庶殷”。《洛诰》称成王用殷礼祀于新邑，又称成王“来相宅”而“大惇典殷献民”，也都说明新邑的居住者主要是殷人。以前的学者因不明新邑的居民主要是殷人，所以觉得周王用殷礼在新邑祭祀很不好理解，于是就把殷礼讲成盛大之礼。其实，《尚书》中许多篇章如《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等，文中的殷字均是殷商之殷。《君奭》还说到“殷礼陟配天”，“殷礼”也即《洛诰》的“殷礼”。
        新邑的居住者为殷人，也可从西周金文中得到证明。西周金文提到新邑的有士卿尊、臣卿簋、臣卿鼎、柬鼎等，其铭文如下。
        士卿尊：丁巳，王在新邑，初□。王赐士卿贝朋，用作父戊尊彝。子□。
        臣卿簋：公违省自东，在新邑，臣卿赐金，用作父乙宝彝。
        柬鼎：癸卯，王来奠新邑，□二旬又四日丁卯，□自新邑于柬，王□贝十朋，用作宝彝。由铭文很容易看出来，士卿尊和臣卿二器的作者都是住在新邑的，前者铭末有族徽“子□”，大家知道，族徽在殷代各家族中是最为普遍的，而甲骨文中的“子某”都是与商王室有血缘关系的殷商贵族，即多子族，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谈到。所以士卿尊的作者无疑是殷代贵族；臣卿二器没有族徽，但有“父乙”称谓，以天干称其父祖是商人的特征。在商代，商王在故去后，后人即通过占卜的方式，选择故去商王的最佳祭日，祭日选十天干不选地支。在王室而外，殷人的其他家族也用这种方式来称呼其父祖，于是就有祖甲、祖乙、父丁、父庚等称呼，有的还在日干前加一日字，如著名的商代三戈的“祖日某”、“父日某”、“兄日某”以及金文中的“文考日某”等等，所谓日，即是指的祭日。西周时期，殷代遗族仍沿袭其传统，如微氏家族以天干称其父祖，其他众多署有族徽的西周器铭称其父祖也用这种方式。这方面的情况笔者曾有一小文论及（注：彭裕商：《谥法探源》，《中国史研究》1999年1期。），可参考。
        而周人则与此不同。首先，王室就不以日干称其父祖，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等称呼，就与商王不同。王室而外的其他周人族氏也从王室，一般也都不以日干称其父祖，如何尊、班簋、师鼎、师丞钟、盠驹尊、毕鲜簋、召伯虎簋等等，其作者皆为周人，父祖之称均不以日干。这种情况反映了殷周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臣卿二器有“父乙”称谓，其作者当为殷人。
        柬鼎铭文有残缺，但其大意可知：癸卯日“王来奠新邑”，丁卯王从新邑去柬，临行前赐与该鼎作者贝十朋，说明作者居住在新邑。该鼎措辞多同殷墟甲骨文，如“二旬又四日丁卯”，就是常见于殷墟甲骨文的说法。铭首记干支“癸卯”，也常见晚殷器铭，这些都说明其作者是使用殷文化的殷代遗民，情况与保卣类同。
        上举金文材料所反映的情况与文献所载相合，都说明新邑的居住者是殷遗民。
        我们再来看新邑的位置。这方面的记载目前材料较少，但仍可看出来，新邑是在成周的西面不远。《多士》记载周王对殷人说：“告尔多士，予惟时其迁居西尔，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天命。”是说要把殷民向西迁徙。下文我们将要论到，殷民初迁时居于成周附近的洛，至此始迁居于新邑。这样，新邑既在成周之西不远，且其规模又较大，称为“新大邑”，由此看来，新邑应即是后来的王城，其初建成时称为新邑。
        《洛诰》云：“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匹休。”“相宅”又见《召诰》，都是指相新邑之宅，“作周匹林”匹乃匹配之意，当然是指营建新邑。这里的关键是周，如讲成西土之周，而以新邑为成周，这句话就不大通顺了。因为成周也是周，不能与周相对而称为“周匹休”。新邑与成周为匹，也非王城莫属。
        历来学者多认为王城所居为周王，这恐怕是把王城之王理解为周王的缘故，故而王城也即为周王所居之城。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下一节将要指出，自成王以降，西周时期周王并不居于王城。那么，殷遗所居又何以叫王城呢？
        《多士》说：“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可知新邑居住的主要是商之“王士”，什么是商之“王士”呢？结合甲骨文的记载来看，所谓“商王士”应是指与商王有血缘关系的一些氏族。据甲骨文记载，商代有王族、多子族，还有多生，如：
        甲子卜争：雀弗其呼王族来？（《缀合》302）
        己亥贞：令王族追召方，及于……（《南明》616）
        丁酉卜：王族爰多子族立于矺？（《南明》224）
        贞：令多子族比犬暨廪蜀叶王事？（《前》6、51、7）
        惠多生飨？惠多子？（《甲编》380）
        笔者曾在一篇小文里谈到（注：彭裕商：《非王卜辞研究》，《古文字研究》13辑，中华书局，1986年。），卜辞的“王族”，其核心人物为时王的直系亲属，主要是其子辈，“多子族”的核心人物为前王的子辈，他们或是时王的亲弟兄、从父弟兄，或是时王的诸父诸祖。也就是说，这些族氏的首领都与商王有或近或远的血亲关系，他们就是《多士》所称的“王士”。将《多士》与《多方》相对照，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人与商王室的关系。《多士》诰告的对象是“商王士”，文中说“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称成汤为其先祖，则其为成汤后裔甚明。又说“惟尔王家我适”，称其为商之“王家”，“王家”当然是与商王有血缘关系的人。《多方》诰告的对象则主要是商王朝的异姓族邦，文中说“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又说“乃惟尔商后王”，既不称成汤为其先祖，后王前面又加商，措辞与《多士》迥然不同。在称呼上，二者也是不同的。《多方》云：“告尔有多方士暨殷多士。”很明显，“有多方士”是指殷商时代的异姓贵族，“殷多士”则指与商王室有血缘关系的同姓贵族。《诗·文王》提到“殷士”，“殷士”当然就是《尚书》的“殷多士”，该诗上一章又称其为“商之孙子”，与上举《多士》称成汤为其先祖相合，其与商王有血缘关系甚明。《多士》记载迁往新邑的就是这些“殷多士”。这些“王士”在商代地位高，权势大，是商王朝的中坚力量，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故后人称之为“殷顽民”。这些“殷顽民”是周初统治者最不放心的，《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灭殷后即计划要营建大城堡（定天保）以迁居殷遣（“悉求乎恶，贬从殷王受”），所以在成王平叛以后，即秉承武王遗志，将其迁到洛邑以防不测。至于“多生”，则是与商王无血缘关系的异族，其中也有不少家族与商王室有婚姻关系，但其社会地位明显不如王族和多子族，这一类人在周人眼里是相对次要的，《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分鲁公“殷民六族”、分康叔“殷民七族”就是这一类氏族，而《多方》的“有多方士”则应为其首领及其上层人物。又据《多方》“告尔有多方士暨殷多士”，既提到“有多方士”，则迁往洛邑的殷人中也应有一部分地位较高而与商王室关系密切的“多生”族。
        我们说居于新邑的殷人主要是与商王有血缘关系的商代贵族，还有一些旁证。上文已经提到，士卿尊、臣卿二器以及柬鼎，由铭文来看，其器主都是住在新邑的殷代遗民。此外，在洛阳出土的殷遗所作殷式铜器还有保卣、我方鼎等。大家知道，殷商时代能铸造和拥有铜器的都不是一般的人，这说明迁到此地的绝不是一般的殷民，而是在商代很有地位的人，他们不仅带去了已有的铜器，同时还带去了百工，在洛阳继续铸造殷式铜器。士卿尊还记有族氏名“子□”，属甲骨文的多子族，也即《多士》所说的“商王士”。
        由上所论，可知新邑居住的并不是周王，而主要是商之“王士”，则王城一名之由来，当不谓周王所居之城，乃指殷商“王士”所居之城。周王理应居于武王时所营的“周居”，即成周。
        王城初建时称为新邑，后定名为王城。其定名的时间，据目前所见最早提到王城的昭王初年的令方尊铭文推测，至少在昭王以前，即成康之世。以理推之，王城既指商王士所居之城，其定名可能在商王士迁居新邑后不久，即成王时期。
        综上所述，王城实建于西周初年，所以西周金文的“王”，应即王城。这一点唐兰、陈梦家等先生早已指出，杨宽、王玉哲等先生也同意这种说法（详本文第一节）。以前一些学者由于要否定王城为西周初年所建，曲解西周金文的“王”，认为不是指王城。其实，金文的记载是非常明白的，正确理解并不困难。昭王初年的令方尊、方彝铭文记周公子明保在成周用牲于京宫、康宫之后，再用牲于“王”，然后再从“王”返回（明公归自王）。“用牲于生”的典礼，应自《洛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而来。“王”与在成周的京宫、康宫对举，很明显是指的王城。令本为殷代氏族，相当于上文提到的“多生”，因世为作册，殷亡后遂为周作册之官，应与周之其他官吏同居于成周，这在铭文中是看得出来的。令器出在洛阳，也证实了这一点。所以“明公归自王”一句是指明公自王城返回成周，返回以后再赐令物品，文意通畅。如把“王”讲成周王，谓“自王祭所而归”，而王祭所又在成周，则所谓归，实在不知归于何处。又，应侯钟说：“王归自成周”，与“明公归自王”句法相同，也可见“王”应是地名。在令器外，提到王城的还有穆王时的御正卫簋，铭云：“懋父赏御正卫马匹自王”，该铭“自王”，明显就是令器“明公归自王”的“自王”，王即王城。有学者认为是懋父之马赐自周王，以之转赐御正卫，这种说法是很牵强的。西周金文言转赐者，其措辞与御正卫簋不同，如效尊铭云：“王赐公贝五十朋，公赐厥涉子效王休贝廿朋”，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如果真是懋父将王所赐之马转赐御正卫，则当云：“懋父赏御正卫王休马匹”。可见“自王”确应如唐兰、陈梦家等先生所言，理解为“自王城”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