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西周时期的成周与王城
        由上所论，成周和王城的营建虽略有先后，但在西周初期均业已建成。本节将以传世文献和西周金文为依据，进一步对二者在西周时期的大致情况做一简要的讨论。
        首先，从政治地位来看，成周显然是当时东方的政治中心。由周初文献和西周金文可知，西周时期，周王和周东都之百官居于成周。
        《洛诰》记载成王在新邑对周公说“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历来学者由于把新邑当成是成周，所以就把这句话的周讲成了西土的宗周镐京。但这样一来，这句话就不好讲了。据何尊铭文可知，成王居于成周是贯彻武王“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的遗志，《召诰》也说：“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是说成王要居成周以治天下，与何尊的记载相合。而来了之后马上又说要走，实在是莫名其妙。并且，《洛诰》在“予小子其退”以后还记载周公说“其自时中乂”，“中乂”当然是指在成周治天下，如果成王所说“即辟于周”果真是到西土的宗周即位，则周公当不会在其后又说“其自时中乂”了，所以这里的周应指成周无疑。
        “命公后”也不是说命周公立后，后即该篇“迪将其后”和《多士》“朕不敢有后”之后，乃先后之后，有继续的意思。周公本应随成王到成周就辅相之位，但当时新邑的营建尚未完工，所以成王先到成周“即辟”，而命周公留在新邑继续董理新邑的营建，也就是下文所说的“迪将其后，监我士师工”。周公在成王之后到成周就位，这就是“命公后”。《洛诰》下文又记载成王对周公说：“公定，予往已。公功肃将祗欢，公无困哉！”定，止也。谓周公留在新邑而成王往周“即辞”。功即《金奭》“公乃自以为功”、《诗·七月》“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之功，谓土功，此指营建新邑之事。这几句是成王勉励周公的话，也是“命公后”最好的注足。
        由上可见，成王只在新邑始建之时到过新邑，或曾作过短暂的居留，然后即往成周就天子之位。《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也说明成王居于成周。
        但《召诰》又记载，召公在新邑向成王进言时曾提到“宅新邑”，这是不是说成王居于新邑并以之为东都呢？我们认为，由以下几点来看，恐不能做此理解。首先，《洛诰》记载成王在新邑说“余小子其退，即辟于周”，何尊铭文也说成王“宅于成周”，已清楚地表明成王不在新邑居位。其次，《洛诰》说：“孺子来相宅，其大惇典殷献民”，可知成王到新邑是为殷人“相宅”，并非以此为东都。第三，以当时的情况而论，新邑既为“商王士”所居，而令尊等金文材料又清楚地表明，周之百官居于成周，则成王自不当离开周之百官而与“商王士”住在一起。李学勤先生指出，宅字本身并无定都的意思，如《多士》“今尔惟时宅尔邑”，《多方》“今尔尚宅尔宅”等，都只是一般的居住之意（注：李学勤：《何尊新释》，《新出青铜器研究》，40页。）。所以《召诰》说“宅新邑”，可能是因成王当时在新邑的缘故，或者新邑也建有周王的居宅，类似后代的别宫。总之，不管这句话应作何解释，成王并未在新邑长久居住是可以肯定的。
        在西周金文中，最早记载成周的是上举成王五年的何尊等器，铭文记载成王初宅于成周。以后西周各时期的金文材料也都有记载周王在成周的，所记与文献相合。而据上面第一节所引《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周王居王城是从平王才开始的。
        周王既居成周，则东都之百官也自应在成周，所以令方尊记载明公到成周“舍命”于周之百官。
        而王城则只是殷遗民居住，虽其规模较大，但在性质上只是个一般的城市，自然很多事情都不会与其相关涉，其政治地位远不能和成周相比，所以目前能看到的非常有限的西周文献材料没有提到王城。金文的记载相对多些，但也少见王城，除前举令方尊、方彝和御正卫簋外，不见其它器铭。
        其次，成周有周之宗庙。何尊、周甲戌方鼎记载成周有京室、京宗；令方尊提到成周的京宫和康宫，京室、京宗也即京宫；敔簋有“成周大庙”。凡此都可见周之宗庙建在成周，所以《多士》说“比事臣我宗多逊”，“我宗”即成周之宗庙。新邑也有宗庙，《洛诰》记载成王在新邑祭文王武王，并入太室祼，说明新邑是有庙的。但该篇记载成王祭祀文王、武王主要是为了向二王报告留周公在新邑继续董理营建之事，这不是一般的常规祭祀。并且该篇上文还说：“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看不出来此地所建为周之宗庙。推测新邑所建为殷庙，成王在殷庙举行祭祀，其情形与周原甲骨文记载商纣王在周原的周庙里祭祀其父帝乙相类同。
        第三，在规模上，王城大，成周小。《康诺》、《洛诰》、《召诰》等周初文献称新邑为“大邑”或“新大邑”，可知王城的规模是较大的。考古发掘目前尚未发现西周时期的成周与王城，这恐怕与当时未修筑城墙有一定关系。不过，东周承自西周，我们可据东周时期的情况来做推断。1954年，考古学者在洛阳涧河东岸找到了汉河南县城的位置（注：郭宝钧：《洛阳古城勘察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1期；《一九五四年洛阳西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2期。），为王城位置的确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后来在汉代城址的城外又发现了一座东周城，据《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2期。），这里发现的东周时期的城址，“城墙大约建于春秋中叶以前，从战国时代以至于秦汉之际曾迭加修补；到了西汉后期以后，就逐渐荒废了。代之而起的当是大城圈里的小城圈（汉河南县城）。”这里的东周城显然是王城，据发掘者所言，其面积大约是汉河南县城的4倍，与周初文献记载王城为“大邑”的情况相吻合。关于成周城，据文献可知，其面积较王城小，《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敬王“使富辛与石张如晋，请城成周。”杜注云：“子朝之乱，其余党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狭小，故请城之。”后来诸侯城成周，才扩大其规模，是狄泉包括在城内了。以理推之，西周时期成周不如王城大也是合理的。成周营建较早，在武王时期。当时政局尚未稳定，众多的“庶殷”也还未迁往洛邑，尚不具备营建大规模城市的条件；并且当时东西两都并立，成周仅为东都，还有镐京作为西都，周王两都并居，故成周也无须太大的规模。而王城则不同，其居住者为商之“王士”，这些“王士”又各有私属，如营建新邑时具体劳作的“庶殷”和《多士》提到的“尔小子”之类，其人数必然远远多于成周之百官，没有大规模的城邑是无法安置的，所以王城的建造必须是“大邑”的标准。而东迁以后，周王朝只有东都了，成周就显得狭小，所以自平王开始周王就居于较大的王城了。由此而论，《汉志》记载王城“至平王居之”，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王城既比成周大，则非成周内城也就不辨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