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诰》记载成王对周公说“公既定宅”，可知献图于成王也不是让成王裁定在何处建新邑，而只是备案性质的。据《逸周书·度邑解》，新邑的位置应是在武王时就大致定了的，召公和周公的卜宅只是证明这个地方是吉地而已，以此来安抚殷人，并非胸中无数的广为占卜，然后再视占卜结果而定新邑的位置。
        《召诰》“太保朝至于洛”，“周公朝至于洛”，《洛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太保和周公都在洛或洛师卜宅，所以洛和洛师也都指新邑始建时的地点。《洛诰》称“洛师”，师者众也，表示洛地因营建新邑而人员众多。《诗·公刘》记载公刘率族人到京地时，也因当时京地人口众多而称“京师”。
        《康诰》“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多士》“作大邑于兹洛”、“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也都是指新邑所在的地区。
        3.指洛水。
        《召诰》“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这句话的洛，因后面有汭字，可知是指洛水。
        由上所论，洛字在《尚书》中意思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前后实有三种涵义，即：1.晚殷时已有之洛邑；2.新邑及新邑地区；3.洛水。
        本文结论可归纳为下述几点：
        1.新邑不是成周，而是后来的王城。
        2.成周的营建较早，约在武王克商后的两年间；王城的营建较晚，在成王五年。周初的所谓“作洛”，实际上是营建王城，不是成周，但成王也于是年始迁居成周以治天下。这两件政治上相互关联的大事是同时进行的，所以周初文献和金文材料对此有较多的反映，也因此而引起了一些误会。
        3.周初王城的居住者主要是与商王室有血缘关系的“王士”，周王不住在王城。周王与周之百官都住在武王时营建的“周居”，即成周。周王居王城是平王东迁以后的事。
        4.城市规模，王城大，成周小。但在政治地位上，王城不能和成周相比。
        5.周初殷民的迁徙，前后共有两次。第一次在成王二年，从殷都地区迁到晚殷时已有的洛邑。第二次在成王五年“营洛”之时，从洛邑再迁往“新邑”。
        6.《尚书》中的洛，所指有三种情况：（1）晚殷时之洛邑；（2）新邑及新邑地区；（3）洛水。
        成周和王城的兴建是周初政治上的重大举措，直接关系到政局的稳定。这样的大事理应见于典籍的记载，但历来由于学者多把新邑看成是成周，指作洛为营建成周，所以王城的营建就不见于载籍了，因而引起了种种推测和论议，意见难以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