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其它相关问题
        以下将简要讨论与周初新邑营建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以作为上文的补充。
        （一）周初殷遗的迁徙。周初成王平叛以后，曾将大批殷遗民迁到洛邑地区。学者多以为殷民是一次迁徙到成周，以后再未动过。但如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殷民的迁徙实有前后两次。第一次是由殷都迁到成周附近，第二次则是由第一次的迁徙地再迁往新邑做长久的居住。
        关于周人迁徙殷遗民，《尚书》和《逸周书》有如下的记载：
        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乃明至天罚，移尔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逊。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
        --《书·多士》
        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
        --《书·多方》
        （成王）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俘殷献民，迁于九毕。
        --《逸周书·作洛解》由《多士》的记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殷民的迁徙前后实为两次。“昔朕来自奄……移尔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逊，”是第一次迁徙；“今朕作大邑于兹洛”几句是第二次迁徙。第一次迁徙在篇中是追述，所以用“昔”；第二次迁徙是目前的事，所以用“今”。“昔”与“今”相对，分别表示前后两次迁徙之命。
        第一次迁徙，时间是“昔朕来自奄”，《多方》作于成王践奄还归宗周时，已说“尔乃自时洛邑”，可知殷人已迁至“洛邑”，二者的记载是吻合的。成王践奄在成王三年（注：彭裕商：《周公摄政考》，《文史》45辑。），这就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殷人自殷都地区迁往洛地的时间是在成王三年。《作雒解》记载殷民的迁徙在成王平叛以后，时间也大致不差。其迁居的具体地点，《多方》说是“洛邑”，《作洛解》说在“九毕”。《多方》的“洛邑”肯定不是新邑，因为新邑当时还没有开始营建。“洛邑”也不是成周，因为周初文献和古文字材料，从未见到称成周为洛邑的例子。并且《多士》说“比事臣我宗”，比者近也，可知殷民所迁之地是在“我宗”附近，“我宗”为周之宗庙所在，当然是指成周，这也说明“洛邑”不是成周。《作雒解》所说的“九毕”，孔注云：“成周之地”。唐兰先生认为九毕应为九里之误，九里为成周之地（注：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25页。）。所谓“成周之地”，当然也是成周附近之地，不然，何不直接说迁于成周，而要说九毕。总之，殷人所迁的洛邑既不是成周，更不是成王五年才开始营建的新邑，而是洛地的另一座城邑。这座城邑由甲骨文的记载来看，至迟在晚殷时期已经存在。以下是两条帝乙帝辛时的卜辞：
        癸丑[卜在]洛贞：王[旬]亡祸？（《合集》36959）
        癸丑[王卜]在洛（注：本条卜辞由拓片来看，洛字和字之间也可能还有缺字，但“在其卜”乃第五期卜辞常见的文例，所以我们仍然可以肯定本条卜辞的洛是指洛地的城邑，而非洛水。）贞：[旬亡]祸？王[占曰]吉。（《合集》36960）
        由上可见，当时商王住在洛地，则此地必有宫室等建筑，其为城邑是无疑的。第二条卜辞还称洛为，者师之所驻，说明此地的城邑还应有一定规模。甲骨文的洛和洛应该就是《多方》所说的洛邑（注：郑杰祥先生也认为甲骨文的洛应在古洛水下游，今洛阳市所处的河洛平原之上。详《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280页。），成王三年，殷人自殷都一带迁往此地。《召诰》记载新邑的营建者是“庶殷”，也说明殷人早已迁至此地。不然，如此地在成王三年尚属荒野，很难想象能将大批殷民迁到此地。汉魏时代尚有文献记载洛阳东北有周初殷顽民曾经居住过的“上商里”。《后汉书·鲍永传》：“赐永洛阳商里宅。”李贤注：“《东观记》曰：‘赐洛阳上商里宅。’陆机《洛阳记》曰：‘上商里在洛阳东北，本殷顽人所居，故曰上商里宅也。’”甲骨文的洛、洛，《多方》的洛邑，应即此地或其附近一带。
        伪古文《尚书·毕命》有这样一段话：“惟周公左右先王，绥定厥家，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王室”应指成周无疑，所迁之洛邑密迩王室，即在成周附近，与本文上面所论相合。伪古文《尚书》学者多不屑一顾，但近年已有学者持不同观点，如李学勤先生早已指出，流传至今的大量古籍一般都要经过历代的整理，并有较大的变化，才能定型，古人整理古籍的要求和标准可能和今天不一样，“清代学者批评的今本古文《尚书》（按：即伪古文《尚书》），其中有些问题也许就出于整理的缘故。”（注：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45-46页。）笔者同意李先生的看法。关于周初迁殷民的详情，《书序》云：“成周既成，迁殷顽民”，足证汉人已不太清楚，而《毕命》却说“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早已超出汉人的师说范围，必有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