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1937年，上海共有54家银行的总行，128家分支行，均占全国各大城市之首。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4家政府银行的总行都在上海，实收资本总额1.675亿元，在全国各地有491个分支机构。中央交农四行放款总额为19.139亿元，占全国各银行放款总额的55.2%。四行存款总额为26.764亿元，占全国各银行存款总额的58.8%。全国73家商业银行中有36家总行设于上海，实收资本总额达6210万元，占全国商业银行实收资本总额的74.6%。上海36家商业银行在各地共有278个分支机构，占全国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总数的68.1%。（注：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另外，上海共有27家外商银行，而国内其他重要城市外商银行数为：香港17家、天津14家、北平10家、汉口10家、大连7家、广州7家、青岛6家。国内5家跨地区的储蓄会（局），即中央、四行、四明、万国和邮储，其总会、总局都设在上海。国内12家信托公司，有10家设总公司于上海，如中央、中一、中国、生大等；国内最著名的保险公司的总公司也大多设在上海，如中国、太平、宝丰、安平、泰山、天一、兴华等。（注：吴景平：《近代中国金融中心的区域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纸币流通额也是考察上海金融地位的重要标志。据1935年11月实施法币政策前的统计，上海各银行发行的钞票流通总额达3.8亿元，流通地域最广。流通额占第二位的津钞只有5000万元，主要是在华北流通。（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234页。）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上海便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现银集散地，是最大的现银调剂中心。据1935年底的统计，当年北平移入现银1200万元，无现银移出。天津移入现银1690余万元，移出820多万元。上海则移入现银4618万元外加396万两，移出5450万元外加2251万两和7980根厂条（每条合1000元）。1935年底，上海中外金融机构共存银27560.2万元，其中华商机构存银共计23944.3万元。（注：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这也表明，在上海金融市场占主导地位的乃是华商金融机构。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以后，中中交三行独占发行权（1936年2月中国农民银行也取得法币发行权），上海同样是全国最大的通货调剂中心。由于银本位的废除，法币采取的是外汇汇兑本位，国民政府以上海中央银行的挂牌为标准汇价，这一地位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
        在国民政府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交互作用之下，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金融中心，这对于上海地区工商业的发展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作为全国最大的资金集聚地，上海的工商业较易获得金融业的贷放款。南三行的工矿业放款总额，1930年为2137.8万元，1933年增至5506.7万元，1936年又增至7263.1万元。（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4页。）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迁至上海后，业务方针明显比以往更注重工商业，“力谋以低利资金扶助大小工商业”。（注：《中国银行民国18年度报告》，《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三）》，第1192页。）从1930年到1934年的5个年度里，中国银行对工业放款在放款总额中的比例分别为6.57%、10.14%、11.46%、12.08%、13.25%；对商业放款占放款总额的比例分别为20.14%、21.79%、22.38%、27.02%、29.77%，工商业放款均呈增长趋势。但是，这并未从根本上影响中国银行对政府的贷款。在上述各年度里，对政府机关的放款一直是中国银行的放款重点，占放款总额的比例分别是48.93%、47.19%、42.61%、43.90%、41.91%。（注：《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三）》，第2036、2063、2100、2174页。）这大体上也代表了同时期上海地区金融业的放款基本情况。如果考虑到金融业对公债库券的巨大的直接投资，那么完全可以认为，上海金融业对国民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仍然大大超出了对工商业的扶植。对国民政府而言，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首先意味着上海金融业可以源源不断提供财政方面的资助，其次就是通过上海控制全国的金融。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有一个整合的过程，并非简单的称之为“江浙财团”对国民政府的全力支持，或是上海金融资本家在向政府的贷款垫借中获得巨大利益，便可以涵盖这种关系的复杂性。
        三
        近年来，已有研究者把1927年前后的中国金融制度划分为两种类型，即1927年以前的“自由市场型”和1927年以后的“政府垄断型”，并归纳了1927年之后，“政府垄断型”金融制度的六个特征：政府起决定作用；产生了中央银行制度；商业银行官办化；对原先的自由市场加以限制、管制或取缔；滥发纸币成为全局性的必然现象；国内外市场分裂。（注：杜恂诚：《中国近代两种金融制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上述结论对我们把握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金融业与政府关系的本质和演变的基本趋势，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而对1927年至1937年期间上海金融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还应当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考察。根据对相关问题的把握程度，特别是根据相关史料的刊布和档案史料的开放情况，我们认为以下几个专题应值得加以关注。
        关于国民党与上海金融业的早期关系。这主要是指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前的关系，一方面涉及国民党内代表人物与上海金融界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要考察上海金融界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这方面关系的阶段性可以从地域来划分，即广州时期、武汉时期和上海时期。在广州时期，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权--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所遇到财政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这个政权尚未显示出日后能够成为中国中央政府的任何可能性，而中国银行的香港分行就曾经向它提供过最急需的援助，虽然数额并不大。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北伐，占领武汉，在国民政府迁汉之前，便由国民革命军数度向汉口金融业直接借款，并屡屡施以高压。后又以武汉国民政府发行的整理湖北金融公债押借，各银行勉强予以应付，数额并不大。若干江浙籍银行家，如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李馥荪、四行准备库的钱永铭，颇为关注国民党在南方的崛起和国民革命军在两湖江西地区与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战事进展状况，他们已经与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有了联系，但总的来说在提供财政援助方面所持态度较为谨慎。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抵沪后，上海金融业对蒋介石的借款要求予以积极回应，迅速由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联合垫借300万元。嗣后宋子文代表武汉国民政府前来上海接收苏浙财政，金融业业已准备与其合作，提供新的垫款。可以认为，在国民党和北方军阀之间，当时上海资本家看好的是前者。而当宁汉对峙公开化后，上海金融界又站在了蒋介石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