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了两次币制改革，即1933年的废两改元和1935年的法币政策。这两次改革都与上海金融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总的来说，通过废两改元，上海银行业与钱庄业并峙的局面被打破。尤其是钱业通过两元兑换、控制洋厘和拆息，从而控制金融市场的传统优势开始崩溃。钱业的反对不为国民政府所动更反映了两者关系的变化。通过废两改元，上海银行业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是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却使局面发生突变。原先上海银行业除了中央银行之外，中国、交通、中南、四明、中国实业、中国通商、浙江兴业、中国垦业、中国农工等九家银行均有发行权。实行法币政策之后，中央、中国、交通三家以外其他银行的发行权均被剥夺。更应当指出的是，国民政府推出法币政策前的半年，已经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实行第二次增资改组，这两家银行已从商股占绝对多数转为官股占支配地位。换言之，通过法币政策，所有非政府银行的发行权均不复存在了。无论在上海还是全国金融业，中央、中国、交通三家政府银行的地位已高居各家之上。至于上海其他各商业银行（中国和交通银行已不在此范围）大体上都遵循了法币政策的有关规定，不再有哪一家金融机构向政府提出异议，遑论请愿了。
        与两次币制改革相关的，是围绕1934年白银风潮以来国民政府与上海金融业的关系。在白银风潮期间，政府与上海金融业，由于彼此的共同利益，确实有不少的通力配合，但两者的关系，又并非合作那么简单。受风潮冲击，沪市银钱两业业务颇受牵连，大批行庄倒闭或发生危机，政府乘此机会，改组了中、交两行和中国通商、四明、中国实业三行，还以救济的名义对于停业行庄限期进行了清理。这些措施对于安定整个上海金融市场，进而避免更大范围的社会经济危机，无疑是必要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值得注意，那便是政府银行与普遍商业银行对立的强化。在风潮过程中，普通商业银行难以自保，政府银行却乘机扩大普通金融业务。如1935年夏秋之际，中国银行成立了储蓄部，中央银行成立了中央信托局，除了办理信托业务之外，还主办储蓄、保险，遂附设储蓄会，经办有奖储蓄。这两个机关的成立，尤其是中国银行储蓄部的开设，对于一般银行的打击和威胁颇大。而中央和中国银行的上述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国民政府与一般金融机构关系中的特定方面。
        在考察南京国民政府与上海金融业关系时，还应注意政府的金融立法与金融业的反应这一特殊角度。1927年至1937年是中国金融立法的重要阶段，无论是综合性的还是专指性的，是关于行业、机构、市场还是币制方面的，大体都经历了从无到有，由简略至相对完备的过程。而上海作为最大的金融中心地区，涉及到绝大部分的金融法规。这些法规的具体内容难以尽述，但都具有限制、监督、规范等方面的作用，而同一法规对于不同性质的金融行业（典型的是上海银行公会与钱业公会）的影响是不一的，相应的反应、反响也有差别。这就需要作出具体的分析。
        对于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及演变，对于1927-1937年期间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不少论著都有所述及，如：美国学者小科布尔所著的《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27-1937》（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国内研究者的著述有：《旧中国的买办阶级》（黄逸峰、姜铎、唐传泗、陈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黄逸峰、姜铎、唐传泗、徐鼎新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近代上海金融市场》（洪葭管张继凤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以及《江浙金融财团研究》（姚会元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在资料集方面，有《上海钱庄史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档案出版社1961年版）、《交通银行史料》（第一卷，交通银行总行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金城银行史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等。在研究的视角、分析方法和史料运用方面，前人和其他学界同仁的有关成果，对本书稿的撰写和修订，都不无借鉴作用。至于若干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上的不同看法，本书稿在结语部分有所讨论。
        在本书稿撰写过程中，大体上还是运用一般的史学研究方法，侧重于经济史、金融史与政治史研究相结合。此外，笔者力求从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的历史档案，从当时的报刊（包括金融业的机关刊物）中，发掘相关的史料。这样做虽然要花许多工夫，也难以避免在史料考订和运用中出现问题甚至错误，但毕竟有助于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更深入地探究国民政府与上海金融业的关系，有助于推进相关学科（如金融史、社会史和上海史）的研究。我们期待着有关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