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尚东来，一方面是受到桓温的压迫，在荆州不能容身。另一方面也有针对路永，夺取豫州的目的。永和初年的政局颇为暧昧。庾翼死后，颍川庾氏子弟陆续被桓温清除，家族势力一蹶不振。桓温积极向东发展，已通过其父桓彝的门生徐宁控制了江州，如果再染指豫州，整个上游将全部属于桓氏的天下。穆帝二岁承位，临朝的太后褚氏是谢尚之甥，参主朝政的是会稽王司马昱和何充。何充倚重桓温，而司马昱则对桓氏有戒备之心，褚氏则偏心其舅，几派势力明争暗斗十分激烈。谢尚在宣城觊觎豫州，突遭顾和弹劾，很难说不是受人指使。而在路永叛逃后，豫州的人选既与桓氏无干，也不是谢尚，朝廷用的却是与琅邪王氏有瓜葛的赵胤，其中奥秘令人玩味。直到次年何充去世，司马昱独掌朝政之权，特援引素为桓温所忌的名士殷浩为扬州刺史，以制约上游。谢尚在赵胤死后得刺豫州，明显是司马昱、殷浩对抗桓温的一步棋。这从以后谢尚配合殷浩北伐，拒绝桓温要他在平洛后进驻洛阳的态度中，可以得到印证。当然，对于路永来说，不管各派势力斗争的结果如何，他都难逃釜中鱼、俎上肉的命运。路永作为苏峻乱党余蘖，历来被东晋当权大族视为异类。早在苏峻乱平之初，"峻党路永、匡术、贾宁中途悉以众归顺，王导将褒显之。（温）峤曰：'术辈首乱，罪莫大焉。晚虽改悟，未足以补前失。全其首领，为幸已过，何可复宠授哉'"[18]。外戚王濛也指斥这些降将为小人。王导、王允之在世时，路永尚有一定利用价值，到二人死后，琅邪王氏元气大伤，各派人物对路永之辈皆弃若敝屣，避之犹恐不及，"岂可令泾渭混流，亏清穆之风"[19]。路永与其延颈就戮，自然不如北奔石赵以求生存。
    关于谢尚刺豫的前前后后，可能还有很多东晋当权大族争夺的内情，但由于史料缺乏，无法得知其详。不过，谢尚刺豫成功，为实现陈郡谢氏的勃兴打下坚实的基础，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二、谢安屡召不起的原因
    《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续晋阳秋》曰："初，（谢）安家于会稽上虞县，优游山林，六七年间征召不至。虽弹奏相属，继以禁锢，而晏然不屑也。"其实，谢安拒召远不止六七年，如果从咸康四年（338年）辞王导府掾到升平二年（358年）遭禁锢，则逾20年。这在《晋书·谢安传》中记载得十分清楚："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并以疾辞。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泳属文，无处世意。扬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县敦逼，不得已赴召，月余告归。复除尚书郎、琅邪王友，并不起。吏部尚书范汪举安为吏部郎，安以书距绝之。有司奏安被召，历年不至，禁锢终身。"东晋时期大族子弟无不汲汲于仕途，而谢安屡召不至，原因何在？
    陈郡谢氏得入士流，是谢安的前辈在完成由儒入玄的转变之后逐渐实现的。但作为一个"新出门户"，它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东晋时期的士族，为了保护和加强家族的根本利益，并使声望不断上升，就必须办好三个方面的事情。（一）家族中始终有人入仕为官，同时官职还需达到一定的品级。（二）家族中要有清谈名士，地位越高越好。（三）不断积蓄家族的物质财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占有大量的地产和劳动人口。
    以上三个方面中，对于陈郡谢氏来说，在谢安40岁以前，第一个方面并非是当务之急。王导初辟谢安时，其父谢裒为吏部尚书，后转为吴国内史；兄谢尚官居历阳太守。嗣后三个弟兄（谢尚、谢奕、谢万）陆续担任封疆大吏，掌握着豫州的军政实权。正是由于家族中人蝉联要位，门户有恃，谢安才会"累违朝旨"拒绝入仕。然而一旦上述背景发生危机，他马上就会出现变态反应。这就是为什么谢安在"高卧东山"的同时，还要一再追随谢万赴任，并积极为其出谋划策、纠正过失的原因。田余庆先生曾征引大量史料，论证谢安努力扶持和匡正谢万，唯恐有失致使影响门户利益。如"谢万作吴兴郡，其兄安时随至郡中。万眠常晏起，安清朝便往床头，操屏风呼万起"[20]。谢万为豫州刺史，"北征常以啸咏自高，未尝抚慰众士。谢公（安）甚器爱万而审其必败，乃俱行。从容谓万曰：'汝为元帅，宜数唤诸将宴会，以说众心。'万从之，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忿恨之。谢公欲深著恩信，自队主将以下，无不身造，厚相逊谢。及万事败，军中因欲除之。徐云：'当为隐士。'故幸而得免"[21]。这也是他在谢万被贬后，不顾士林的讥讽而决然出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