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为日本黑龙会等侵华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
        日本黑龙会1901年2月3日成立，其宗旨是：“回顾东亚的大局和帝国的天职，为实行兴隆东亚的经纶，挫折西力东渐之势，目前的急务是先与俄国开战，在东亚将其击退，把满洲、蒙古、西伯利亚连成一片，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6]（P158）黑龙会的创建者和领袖是内田良平。
        从黑龙会的宗旨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凶恶的侵华组织，其目标是先击退1900年庚子之变中出兵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俄国势力，进而吞并东北三省、蒙古和俄国的西伯利亚，这一地区有著名的大河黑龙江，所以定会名为“黑龙会”。黑龙会通过公开的舆论鼓吹和私下游说高级军政官员，对推动日俄战争的爆发起到了重要作用，日俄战争的结果终于使日本侵华势力侵入我国东北。值得一提的是，黑龙会的领袖内田良平1894年就曾经建立“天佑侠”组织，深入到朝鲜东学党起义军中，对推动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起过一定的作用，可以说是日本对外侵略的急先锋。
        然而就是这个凶恶的侵华组织黑龙会以及它的领袖内田良平，却与中国同盟会以及孙中山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合作关系。内田良平1898年就通过宫崎寅藏与孙中山相识，1900年到新加坡帮助孙中山组织广东惠州起义。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再到日本，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同盟会成立筹备会就是于7月30日在东京内田良平家中召开的，会上内田良平正式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不久，当时的黑龙会会员、后来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灵魂的北一辉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内田良平在《日本之亚细亚》一书中提到孙中山1906年以来曾对日本朝野人士游说，以中国革命后在长城以南建国，满蒙让给日本，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报酬。[4]（P73）1912年2月初南北议和成功的前夕，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山县有朋等通过森恪与孙中山、黄兴商谈由日本提供给革命党一千万到二千万日元的援助，换取中国以某种形式把东三省让与日本，但由于2月12日南北议和成功，这一意向无形打消。实际上，由于当时国际、国内巨大的反对力量，这一意向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但当时孙中山、黄兴并没有拒绝日本的建议，经由日本学者久保田文次、藤井升三和中国学者俞辛焞的考证，应该是确实的。[7]（P501-516）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者，中国同盟会是伟大的爱国团体，这是没有疑问的，那么何以孙中山和同盟会与日本一部分侵华势力能够形成如此密切的关系呢？有些学者难以理解这一点，曾经竭力加以辩驳，但黑龙会是公开的政治团体，以黑龙江命名，有各种公开出版物宣扬其侵略主张，内田良平更是通过著述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侵略思想，如果说孙中山和同盟会不了解内田良平与黑龙会的侵略立场，那就过分牵强了。既然了解其立场，而又过从甚密，必然要对合作的基础和条件达成某种共识。
        实际上，孙中山和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人，虽然是坚定的爱国者，但不免有其思想和认识上的局限，正是这种局限给日本侵华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第一，革命派中流行着狭隘“民族建国主义”及由此产生的在18行省建立汉族国家的革命建国思想，把满蒙置于可有可无之地。第二，不了解我国北方汉族在清代大规模扩散、因而形成广阔的民族杂居区域的国情，因此对国家和民族分裂可能给各族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缺乏认识。由于巨大的人口增长，清代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等省汉族人口向东三省、内蒙、新疆等地大规模移民，形成了广阔的民族杂居区，革命派中大多是南方人，孙中山长期漂泊海外，对南方沿海人口移居海外的情形非常熟悉，而对北方人口分布的重大变化认识不清，因此对国家和民族分裂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估计不足。第三，可能还有为整体利益牺牲局部的想法，这与列宁和德国签定代价很大的布列斯特条约有些类似。
        三、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
        到革命大规模爆发时，上述思想局限产生的危害就会集中表现出来，造成很大的危机。1907年孙中山在南洋忙于组织两广的起义，东京同盟会本部呈现涣散状态，一部分来自长江流域的革命派为联络会党，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发展，在东京成立了“共进会”，其中重要人物有张百祥、焦达峰、刘公、居正、孙武等，共进会的革命旗帜定为“十八星旗”：“用大红色为底布，由中间辐射出来九个黑色锐角，每个锐角内外两端，各有一黄色圆星，内外各九个共十八个，以表示十八省人民团结和铁血的革命精神。”[8]（P502）“十八星旗”可以说是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思想的一个具体结果。
        1908年冬，共进会孙武、焦达峰、彭汉遗等先后回国，但联络会党很不顺利，而工作重点转向新军后，进展神速。1911年9月14日湖北的共进会组织与新军中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决定实行合并，发动起义的条件接近成熟了。9月24日，新军中的革命情绪已经难以抑制，意外发生了南湖炮队暴动事件，总督瑞澂开始严密戒备。革命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0月6日（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发动起义，同时议决“东京共进会预拟的国旗图样和大都督印钤，更应早日制就，以备应用。[8]（P521）
        可以看出，虽然后来“十八星旗”被定为陆军军旗，但当时是把它作为新国家的国旗的，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时也是把它当作与“五色旗”、“青天白日旗”并列来确定国旗的三种选择之一。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十八星旗”高高飘扬在蛇山黄鹤楼头，成为革命的象征，激励着革命军民的斗争意志。但它同时也是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的集中体现，“十八星旗”仅仅代表十八个行省，黑龙江、吉林、奉天、新疆四个行省以及内外蒙古和西藏等广大范围的区域被排除在外，这使国家的领土完整受到重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