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民族的分裂往往要引发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和种族仇杀，这对各族人民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分裂意味着要在两个民族聚居区之间的民族杂居区域中，人为划出一条原来并不存在的国境线，这时杂居区中的甲族必然想要驱逐乙族以使本地划归甲国，相应的乙族也想驱逐甲族以使本地划归乙国，民族仇杀就这样难以避免地爆发，几乎每一条新划出的边境线，都是由大量的鲜血凝成。1947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分治，举国狂欢，但是从这一天开始，沿着一条在36天里匆匆划定的边境线，两侧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向相反的方向面对面地奔逃，1400万人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即使在英印国军队的监视下，仍有大约50万人在沿途的相互劫杀中丧生，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无道理最悲惨的灾难之一，而且在双方有争议的克什米尔，战火绵延半个世纪至今未熄，且不用说由敌意而产生的军备竞赛给两个国家带来的沉重负担了；最近南斯拉夫的国家分裂和民族仇杀引发了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一系列大的冲突，已经导致数万人丧生，几乎使这一地区变成了一片废墟。
        辛亥革命时期在内蒙古的变乱地区，大量汉人遭到驱逐和烧杀。[21]（P298、313）当动乱波及西藏时，拉萨“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番言杀汉，汉言杀番，各怀疑惧”[22]（P146），不久冲突爆发，藏军“不分玉石，见汉即杀”[22]（P80），西藏各地汉人处境极惨，“参赞陆兴祺及师周自印度迭电中央及川、滇求救，情词哀切不忍闻。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顾及，而汉商民居藏者被屠杀几尽，藏番势力遂东渐及康”，“中国难民避藏番屠杀，流亡于哲孟雄（注：今锡金）、印度各境者，为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分起资遣回国，至四年冬始毕”。[22]（P139、142）如果不是全国政局很快稳定下来，灾难无疑还会蔓延更深更广。
        在这样的民族冲突中没有胜利者，冲突各方都要遭受难以愈合的重大创伤，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的严重负面作用。清代三百年，汉族人口出现巨大增长，相对的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由于宗教（约40%男性当喇嘛）、婚俗、性病等原因，人口依旧很稀少[19]（P305）[21]（P221），汉族人口大量移居少数民族区域的压力虽封禁亦不能阻止，特别是晚清改封禁政策为放垦政策后，移民过程大大加快，形成了大范围的民族杂居区，因此一旦国家分裂，民族仇杀很可能以非常大的规模爆发，给各族人民带来的灾难将是不堪设想的。
        不仅仅是满、蒙等少数民族，即使是很多北方汉人，由于受共和国思想影响很少，对革命极不理解，一时也是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最具危险性的是当时握有奉天军权、能够左右东北三省去向的张作霖的态度。1912年1月26日，南北和谈已接近完成，张作霖主动访问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称：“目前东三省兵马实权全在本人掌握之中，断不容许革命党之类南方人任意蹂躏，如北伐军之类，何足挂齿；即袁总理，如有确实迹象证实其已附和共和，本人绝不听从其指挥……日本国如能以德相召，则东三省民众，必将人心趋向，有所依旧。本人认为与其将东三省委于南方人之手，勿宁让予外人更为了当。”[17]（P72）1月31日张作霖再次传言落合：“袁世凯终已逐渐附和共和，皇帝退位当不可免，东三省亦将失去足以拥戴之主宰。身为北人而附和南人之共和，甘受其制，本人宁死亦不屑为。果如此，尚不如依附日本为佳。”[17]（P74）2月3日张作霖第三次传言落合，称：“日昨已以统领名义致电袁世凯，阐明如下立场：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听从指挥。……吾人已失去应为之效忠之皇帝，则依附同种之日本，乃属理所当然。……本人将拥戴肃亲王归依日本国。”[17]（P77）张作霖对日本人并没有太多的好感，但对比起来，当时似乎革命党更令他感到不安。
        那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形势判断颇为准确：“皇帝将早日退位并由袁世凯建立临时政府。但是这个转变可能带来严重的困难；有迹象表明，蒙古人和北方各省都不愿意心平气和地接受这项解决办法。”[13]（P344）2月12日清帝退位后，东三省继续悬挂龙旗，后来张作霖在袁世凯的重金笼络之下，才逐渐改变了态度，可见作为旧官僚的袁世凯不管其动机如何，确实为说服北方各省赞成共和起到了很大作用。
        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对革命党的疑惧是由革命派长期的狭隘民族主义宣传和革命初期的暴烈行为造成的，虽然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阐明了五族共和的国策，1月28日还特别致电劝慰正在策划叛乱的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其中甚至有“汉、蒙本属同种”[2]（P48）的亲切表示。但是，“驱除鞑虏”载在誓词，“八月十五杀鞑子”言犹在耳，一纸宣言、几封电报怎能化解多年形成的隔阂。满、蒙、回、藏各族的取向基本上由其上层人物所左右，南北议和成功使革命军北伐得以取消，以清王朝的总理大臣袁世凯出任民国总统，使各族上层人物多少感到获得了一定的安全保障，觉得旧日的地位利益仍可保持不变。而袁世凯对蒙古问题一直极为重视，软硬兼施，充分玩弄其笼络手腕，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民国的蒙藏事务局总裁，晋封亲王，对其他蒙族上层人物也大量加封，使内蒙王公数量“比清朝时的数额增加了几倍”[14]（P425），终于使内蒙王公们放弃了分裂的图谋，而且不少逃往外蒙的蒙族也陆续返回内蒙。
        清帝退位意味着将清朝政府原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地移交给民国政府，保持了主权和领土范围的连续性，所以英国和俄国虽然阴谋策动西藏和外蒙古的分裂，但仍然不得不声明承认中国在这两个地区的主权，哪怕只是名义上的主权。清代中央政府与各大少数民族的政治关系向来由清帝在理藩院的协助下直接处理，为此清王朝特别在承德避暑山庄行宫附近修建了外八庙，以接待各族上层人物，而理藩院历来由满蒙王公大臣主持，汉族与各族的政治联系一向很少。直到退位，清帝一直以蒙、回、藏族的保护者自居，1912年2月3日清帝“授权袁世凯与民军商酌退位条件旨”中还特别提出：“蒙古、回、藏之待遇，均应预为筹划。”[16]（P71）因此2月12日清帝以退位上谕中：“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表示，正式和平退位并承认中华民国[16]（P72），对抑制各族分裂倾向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不可低估，因为各族上层人物一向只承认清帝是他们的统治者。
        革命爆发之后，国内外各种促使国家分裂的力量都在急速地化合作用，南北统一迟一天达成，国家分裂和由此引发的民族仇杀的危险就增大一分。所幸经过全国维护国家统一的绝大多数政治派别的共同努力，南北议和终于取得成功，使国家转危为安，顺利实现统一，当时惟一激烈反对南北议和的只有头山满、犬养毅、内田良平、北一辉等与中国革命派关系密切、来华参与革命的日本人。[7]（P127）以往的论著多强调南北议和的妥协性，强调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另一方面，世事向难两全，惟其妥协，惟其不彻底，才能够容纳国内多数派别的意愿，使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得以大体维持，避免了国家分裂和民族仇杀的巨大灾难，因此南北议和的重大历史意义是应该得到公正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