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对毫无革命历史的“五色旗”并不满意，他个人在感情上当然倾向于“青天白日旗”，1907年还曾经为“青天白日旗”几乎和黄兴闹翻[15]（P113），同时认为“十八星旗”的主张也很正大。孙中山1912年1月12复函代行参议院：“贵会咨来议决用五色旗为国旗等因。本总统对于此问题，以为未可遽付颁行。盖现时民国各省已用之旗，大别有三：武汉首义则用内外十八省之徽志，苏浙则用五色之徽志；今用其一，必废其二。……至于取义，则武汉多有极正大之主张，而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今日适得武昌来电，则主张用首义之旗，亦有理由，非经将来大会讨论，总难决定也。”[2]（P17）
        然而“五色旗”1911年12月初产生于江浙一带并不是偶然的，当时南方革命阵营里，立宪派、旧官僚和温和革命派的主张已经占压倒优势。立宪派虽然和革命派一样都是政治上的革新派，但其与革命派分歧的一个根本点就是主张满汉早已融合以及民族革命将导致国家分裂以至灭亡，这在清末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论战中表达的十分清楚，在立宪派对清政府绝望以至于参加革命以后，它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主张并未改变，而且一时极能博得舆论界的同情；温和革命派如宋教仁等原本就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比较注意民族团结和领土问题，宋教仁还著有《间岛问题》，专门论述东北中朝边境的延吉主权问题，甚至为清政府在对外谈判中所借重。[14]（P39）旧官僚更是反对一切激烈的思想，认为变动越少越好。
        即使激进革命派如孙中山等，也认识到共和力量已占优势，清王朝的灭亡已经不成为主要问题，开始把民族团结和避免国家分裂问题放到重要位置，因而顺应形势发展接受了五族共和以及保持领土完整的主张，并在1912年元旦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特别加以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16]（P1）
        既然承认五族共和为立国之本，且认为维护民族团结和领土统一为当务之急，就很难否认以“五色旗”为国旗的主张，南京各省代表会议（代行参议院）决定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标志着五族共和的建国思想已经在南方革命阵营里取得决定性胜利。
        四、边疆危机及南北议和对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重大作用
        然而，南京各省代表会议（代行参议院）定“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南方革命阵营达成以五族共和为建国之本的共识，并不能保证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的理想真正实现。
        北方以袁世凯集团为主要支撑的清王朝还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如果坚持抗拒革命，南方的革命武力很难在短期内统一中国，受清末革命派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满、蒙、回、藏等各族对于革命都心怀疑惧，甚至北方各省很多汉人对共和革命也很不理解，加之日本、俄国、英国等帝国主义势力的阴谋，假如南北战事延绵，长年不决，国家分裂和民族仇杀的巨大灾难将难以避免。
        当时国家和民族分裂的危险是十分紧迫的。日本和俄国本来是为侵略我国东北发生过大规模战争的死敌，然而一旦经1907年和1910年密约划分势力范围，双方竟然一变成为以瓜分中国领土为目的而密切合作的伙伴，武昌起义爆发不久的1911年10月23日，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就与俄国总理大臣商议瓜分中国满蒙，谈话纪要中有：“根据一九○七年及一九一○年两次秘密协约，日、俄两国关于分割满洲和蒙古的问题已经预有设想。只要时机一到，两国即可根据一九○七年协约中规定的分界线分割满洲，并可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17]（P107）10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议：“确立帝国在满洲的地位，以求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为此，帝国政府必须经常策划，不遗余力；一旦遇到可乘之机，自应加以利用，采取果断手段，实现上述目的。”[17]（P109）[17]（P12）1912年1月13日，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致电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关于清国时局问题，俄国总理大臣态度相当激越，锋芒所示，颇有一遇时机既由日、俄两国协商，一举分割满洲、蒙古之势。”[17]（P134）可见日、俄两国趁火打劫的决心是很大的，中国国内动荡时间越长，它们实现阴谋的机会越大。
        鞑靼长期以来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通称，因此“驱除鞑虏”的口号给蒙古族的心理冲击不亚于满族，蒙古王公对武廷芳的质问最足以反映这种疑惧心理：“共和国将仅以十八行省组织之乎？抑将合满蒙藏回共组织之乎？如诸君子欲合全国共谋组织，则满蒙藏回土宇辽阔，几占全国之大半。其人民习惯，只知有君主，不知何谓共和，更深惧诸君子少数专制之共和。……即使诸君子所见不远，怀挟部落思想，谓我蒙古去之不足惜……则我蒙古最后之主张，未便为诸君子宣布。”[18]（P903）1911年11月30日，外蒙古在俄国的策动下，以库仑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名义宣布独立，而后哲布尊丹巴在亲俄派杭达多尔济等的怂恿下登极称帝，中国官员被驱逐，汉族商民备受虐待。[19]（P21、23、35）1912年1月3日，乌里雅苏台的札萨克图汉宣布独立。在外蒙几次派兵侵袭和日、俄两国的策动下，内蒙古也渐渐呈现不稳定迹象，1912年1月中旬呼伦贝尔盟在俄国策动下宣布独立，哲里木盟郡王乌泰也积极准备叛乱。[8]（P426）1912年1月底，变乱已经蔓延到北京附近，在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的策动下，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接受日本贷款，谋划发动叛乱：“关于蒙古举兵事，刻已步步准备就绪。喀喇沁王已决心于数日脱出北京（三万发子弹已于昨日领取运出）。喀喇沁王与川岛之间所订密约以及借款合同抄本，今日寄上。此项借款，约定以卓索图盟五旗内（注：指喀喇沁三旗，土默特二旗，在今天赤峰市附近）所有矿山为抵押，贷与日金二十万元整。因该区将成为举兵之根据地，故贷与款额较他项借款为多。……此次所贷款项，大部分将使其用于举兵。”[17]（P88）在川岛浪速与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订立的十条契约中，规定独立后任川岛为总顾问，一切文武事宜都与川岛商量决定，未经日本允准，不得与俄国往来，这实际上是日本阴谋建立“伪满洲国”的第一次尝试。[7]（P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