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政府成立不久即发出《布告全国电》，转载刊布于全国各报，影响很大，其中动辄以“十八省”、“汉族”、“汉人”为号召，痛斥满人则云“我十八行省之父老兄弟诸姑姊妹，莫不遭逢淫杀”，号召革命则云“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之光荣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9]（P100）大约同一时期发出的《布告海内人士电》则称：“为十八省亲爱父老兄弟诸姑姊妹报二百六十年之仇……我汉人四万万之生命，死活在此一举，成则与十八省亲爱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再享万万世世之福，否则堕于地狱中永无超生之日矣……今日之举，是合十八行省诸英雄倡此义举。”[10]（P138）可见在武昌起义初期，军政府完全被“民族建国主义”的狭隘思想所控制，以在十八省建立汉族国家为号召，还没有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的考虑。
        共进会的排满立场在革命派中本来就较为偏激，加之两湖素以民气刚猛著称，故而当时武汉革命军中民族主义情绪甚为狭隘激烈，革命军中的两条主要军纪是“不准侵犯汉民”和“不准危害外人”[8]（P311），也就是说中国汉族之外的各民族是不在保护之列的，因此武汉满人被杀者有数百人之多，虽妇孺亦有所不免。
        《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收有以中华民国军统领黎元洪名义发布的《中华民国军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影印件，这篇檄文产生于武昌起义之初，虽然流布不广，但可以生动地反映当时民族情绪偏激的程度。檄文的后半部分是以发表于1907年《民报》增刊《天讨》上章太炎撰写的“讨满洲檄”为底本，略加改动而成的，结尾一段的改动令人震惊，竟然是把原文只是针对满人，扩大到以满、蒙、回、藏四族为敌：“又尔蒙回藏人，受我华之卵育者二百余年……尔若忘我汉德，尔恶不悛，尔蒙人之归化于汉土者，乃蹀足謦欬，与外蒙响应，军政府则大选将士，深入尔阻，犁尔庭，扫尔闾，绝尔种族，筑尔尸以为京观。”[11]（P630）这一段对1907年章太炎原文的主要改动在于：（1）原文“又尔满洲胡人”改为“又尔蒙回藏人”；（2）原文“尔胡人之归化于汉土者”改为“尔蒙人之归化于汉土者”；（3）原文“与外胡响应”改为“与外蒙响应”。[12]（P290）可以看出，武昌檄文的民族主义立场比章氏檄文更加狭隘激烈，简直带有与满蒙回藏四大族决裂的气味，而且满人之外特别针对蒙古族。
        四川也是共进会影响较大的省份，共进会在日本成立时四川会党首领张百祥曾被推选为总理，1911年11月27日蒲殿俊在成都宣布四川独立，大汉四川军政府的旗帜也是“十八星旗”，不过形式和湖北似乎略有不同，英国驻成都总领事是这样描述的：“那面旗帜（我想目前中国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是白色的，上面有红字（汉），周围有十八颗星绕成的一个黑圈，形状象是太阳，但颜色是黑的。……旗帜上‘星’的数目是十八颗，而不是二十一颗或二十三颗，这个情况表明把东三省、蒙古和新疆（喀什噶尔）排斥在联邦之外。”[13]（P247-249）可以看出，四川“十八星旗”颜色不同，还多了一个代表汉族的“汉”字，但无论如何它们向外界传达的信息是明确一致的，就是要在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
        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扩展，越来越多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参加进来，加上革命党中原有的温和派力量，革命开始变得温和起来，湖北黎元洪、汤化龙、湖南谭延闿、江苏程德全、浙江汤寿潜等相继进入革命领导层，特别是11月底汉阳失守和12月初苏浙联军攻占南京以后，革命的重心转移到南京。江浙一带是立宪派实力雄厚的地区，温和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渐渐取得了能够左右整个革命形势的地位。此种转变使辛亥革命难以真正进行彻底，使得保守势力大量地保存下来，以至于后来危害民国，这是毋庸讳言的，但同时也使革命派中一部分偏激的民族主义倾向得到矫正，减少了革命的破坏性，为保持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1月初江浙一带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由于当时江浙立宪派和旧官僚在社会上地位声望很高，因而转向革命后大量进入了领导层。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顺应革命形势，在苏州宣布江苏省独立，一变而成为江苏都督。同日，浙江独立，汤寿潜被推举为都督。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为都督。12日江苏代表雷奋、沈恩孚、浙江代表姚桐豫、高尔登通电全国，请各省派代表来上海，会商组织临时政府。20日，各省到沪代表议决，承认武昌军政府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也就是说此时“十八星旗”是民国中央政府的旗帜。
        12月2日苏浙联军攻占南京，12月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沪军都督陈其美，以及各省留沪代表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林长民、马良、王照、欧阳振声、居正、陶凤集、吴景濂、刘兴甲、赵学臣、朱福诜在上海江苏省教育总会开各省代表会，列席会议的还有章炳麟、赵凤昌、章驾时、蔡元培、王一亭、黄中央、顾忠琛、彭锡范[14]（P248），从与会名单可以看出，著名的立宪派人物和与立宪派接近的革命派人物占有明显优势，大会议决“取五族共和的意义，决定以五色为国旗。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8]（P66）。虽然这一决议由于当时大部分代表已去武汉而并不具有完全的效力，但“五色旗”的出现标志着在革命阵营已经开始把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问题放到极为重要的位置加以考虑。
        而后“五色旗”被江浙一带的革命军采用，任鸿隽12月31日搭孙中山专车去南京时，在上海车站“看见车站中人行道两面排列了沪军士兵，军队的每一枝枪上均插上一张五色小国旗（五色国旗是当时江、浙一带所采用的旗帜），大有目迷五色之感。孙中山先生的青天白日旗，竟一面也没有看见”[8]（P410）。当时，“青天白日旗”被两广革命军采用，“十八星旗”被两湖革命军所采用，是为辛亥革命中影响最大的三种旗帜。1911年12月12日，在武汉和上海的各省代表齐集南京，1912年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代行参议院）在南京正式议决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