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二里头文化的研究者根据年代、分布、文化特征等情况与史籍中的有关记载相对照，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而根据先秦时期文献来看，夏人已经驯养了马。《尚书·甘誓》："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礼记·明堂位》："夏后氏骆马黑鬣。"都说明了这种情况。
    与二里头文化长期并存的豫北冀南地区的另一种考古学文化，可能是先商文化。其分布地区包括了前述龙山时代的汤阴白营，由于该地区在龙山时代已经有了作为家畜的马，先商时期的居民能够养马也是顺理成章的。《世本·作篇》："相士作乘马"，反映了夏代的商族也已掌握养马技术。从先商文化的分布方位判断，商族也应该是从西北地区的游牧族或半农半牧民族那里学习了这一技术的。
    美国学者Erich IsAAc认为"北方塔尔潘马是蒙古马的祖先，它们后来被传入中国"，而人们对这种马驯化的最初尝试"大致发生在公元前三千年内"。"在公元前第二千年内，马和战车的传播远达……中国"[11]。关于马车的出土资料，年代最早的属商代，商代以前尚缺乏实物。对马车的起源我们暂置不论。不过，在我国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已发现过不少野马骨骼化石，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数见马骨标本。这说明在家畜饲养业已成为重要的辅助经济的龙山时代，中国西北地区、北方地区乃至中原地区，应该有条件对马进行驯化。开始时，马可能只是一种替代性驯化牲畜，在生产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显著。然而当马与车相结合，并且用于战争的时候，掌握了马和战车的民族就获得了军事技术、装备方面的优势。因此，由西北地区或北方地区传入中原地区的养马技术，对于中原地区国家政权的出现，应该起了催化的作用。
    青铜器的产生与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关系尤为密切，因而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有不少研究者将青铜器作为中国古文明形成的标志之一。尽管个别青铜器的出现尚不足以说明青铜时代的产生，但其出现的时间总不会早于青铜时代的"序幕"阶段。而中国青铜时代的大量青铜兵器和礼器，无疑在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青铜器无论如何也应该是中国古文明的因素。青铜时代之前出现的个别青铜器是文明时代产生之前的文明因素，说明中国古代文明正在孕育之中。
    从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料来看，中国青铜器似乎在西北地区出现较早：甘肃东乡林家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青铜刀年代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永登蒋家坪出土的青铜刀年代为公元前2300-公元前2000年[12]。中原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年代稍晚，其青铜冶铸技术有可能是自西北地区传入的。当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前后，分布在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也有着多种青铜器，如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和秦魏家出土的青铜锥[13]；青海贵南尕马台25号墓出土的七角星纹青铜镜[14]等。看来，西北地区的青铜技术不仅产生较早，而且一直延续下来。只是，中原地区在青铜冶铸技术出现后，很快地经历了青铜时代的草创时期，在生产中迅速提高了技术水平，到二里头文化二期时，已经能够制造青铜兵器、乐器、工具、饰物等。中原地区开始成为当时青铜手工业的先进地区。
    总之，在二里头文化诞生之前，东方地区、东南地区、西北地区和北方地区形形色色的文化内容逐渐向中原地区凝聚，与当地固有的文化融合为一。王湾三期或煤山类型文化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接受和转换来自邻境地区的文化因素，兼收并蓄，选择其他文化之所长为己所用。在前述外来文化因素之中，有的反映了礼制的出现，体现了礼制的内容，如部分源于东方地区和东南地区的陶器、玉器；有的预示了青铜时代即将到来的信息，如可能从西北地区传入的红铜冶炼技术。这些文明因素在中原地区汇合和发展的过程，正是中国古代文明在这一地区孕育过程的重要方面。至于本地区大量王湾三期文化或煤山类型的生产工具、日常生活用具，虽不能直接说明文明起源问题，但它们却是伴随着文明的孕育而发展演变的，因而也在文明的起源过程中产生过积极作用。至于马的驯养，意义主要表现在后来出现的车战中和使用马车发展交通等方面，可以说是即将作用于文明的一种潜在因素。
    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历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就是容易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影响和文化信息。中原先民们在数千年中形成了善于选择和吸收其他地区先进文化成果的传统。从二里头文化的直接来源和间接来源的分析中，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二里头文化的各个来源，分别向中原地区提供了二里头文化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其中的文明因素汇集在一起，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