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和铜器中有一定数量的酒器，类别有盉、爵、斝、觚等，其中陶质酒器比较多见。大量酒器的出现不仅表明农业生产的发展达到空前水平，有条件提供酿酒所需谷物，而且也说明二里头文化的创造者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创造了包括声色芬华在内的物质文明。
    酒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不仅仅是一种饮料，而且在很多宗教仪式和礼仪活动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因此，随着酿造业的发展，人们的宗教观念、礼仪程序、生活习俗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铸造水平在同时期的各考古学文化中首屈一指，青铜器中的鼎、爵、斝、盉（角）、觚[21]形成了一个礼器体系。青铜礼器的产生和精致化，标志着青铜工业的提高和自我完善，以及礼制的日益繁复。这些礼器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中有一种窄刃小刀，为刻刀。以商代出现的甲骨刻刀来比较分析，二里头文化的刻刀可能是商代雕刻刀的前身，属文具刀。文具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但青铜文具初见于二里头文化。除刻刀外，尚有占卜所用钻、凿。这些青铜文具在文化发展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世界上文明古国的青铜时代的开端往往与统一局面形成的时间存在着一致性，而在铜石并用时代，则往往有若干小型国家并立。青铜时代与"统一"相联系。"统一"局面又与文明的产生大体同时。这些情况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新思路。
    以尼罗河流域而言，在公元前4000年代初的铜石并用时代，存在着数十个名为"塞普"的小型国家。到了前3000年左右，形成了统一的国家。中王国时期，埃及进入青铜时代。
    以两河流域而言，公元前4000年代，苏美尔人处于铜石并用时代，至前3000年代，苏美尔地区也形成一系列城市国家。约前2371年，阿卡德王国建立，至乌尔第三王朝（前2113-前2006年）两河流域进入青铜时代。
    以印度河流域而言，前2500-前1500年间的哈拉帕文化各城市规划格式大体一致，并有着统一的度量衡。因而可能存在着统一的政权。而青铜农具、武器和生活用具证明当时的印度河流域也进入了青铜时代。
    以希腊克里特岛的克里特文化而言，前2500年铜石并用时代开始，至前2000年出现一些小型国家，后来逐渐归并、统一，克里特也进入了青铜时代（其青铜器的出现可能是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
    我国黄河流域的情况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情况相仿。在龙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城堡、阶级分化现象、铜器等，但各地理单元之间文化面貌的差异相当大。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来源王湾三期文化远远没有成为当时各文化的首要者，而其他文化各有千秋，某些方面较王湾三期文化更先进。这一时期应该是氏族、部落林立，也可能出现了小型国家。二里头文化出现后，便在诸文化中总领群英，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原地区的中国古代文明中心。中原地区一定规模的统一政权和青铜时代也就从此开始。
    按照对于文明的不同理解和界说，对于中国古代文明诞生的时间也有不同的认识。但是我们注意到任何文明总要有一定的规模和特征，是一个内容丰富、分布广阔，而且有相当长的延续时间的整体。尽管我们可以把文明的萌生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某种考古学文化，但一个遗址、几种遗存所反映的文明因素还不能称之为某某文明。比如，我们可以称埃及文明、中国古代文明而不能称埃及某"塞普"文明、西安半坡文明。一种古代文明往往包括了许多古城、古国的文明因子。而研究文明的整体和解析某种文明、研究具体的文明因素，都有助于了解文明中心产生的问题。只有当一种文明的中心形成时，该文明才能作为一个有独特风格、分布地域的整体，区别于时间或空间上不同的其他文明，这种文明的中心与一定范围内的统一政权往往是孪生姊妹。
    二里头文化形成之后，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也就出现了。与以前的王湾三期文化相比，二里头文化在空间上的波及面扩大了。东到海滨、西至陕甘、南抵川鄂、北至辽东，均可以看到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这个影响的强度与广度虽不及以后的商、周文化，却也堪称空前。
    这种局面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长期以来凝聚于中原地区的文明因素发挥了作用，没有哪一个同时期的文化象二里头文化有这样多的文明因素的来源；二是外部压力的作用。中国古代的农耕民族在保护种族存续和固有生产、生活方式时，总是需要有一个核心力量。从春秋时期的情况看，哪个诸侯国能够有力量抵抗异族，举起尊王攘夷的旗帜，即有成为霸主的资格。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情况与之有些相似，二里头文化的使用者应该就是农耕民族中抵抗异族的核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