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里头文化的遗产与中国古代文明的进步
    二里头文化分布于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文化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同时期文化，因而对其他考古学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受二里头文化影响最深的当属它的北方近邻，豫北、冀南地区的先商文化。"二里头文化陶器中的花边罐、箍状堆纹罐、伞状纽器盖、大口尊、刻槽盆、捏沿罐，青铜器中的小刻刀、镞、锥在先商文化中均有发现，且可以排出一脉相承的演化谱系。"[22]
    东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受到二里头文化相当大的影响，如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中的爵、鬶、盉等都与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物非常相似。
    东南方地区的斗鸡台文化中也有很多二里头文化因素，如陶器中的花边罐、鸡冠耳盆或甑、觚形杯、箍状堆纹鼎、盆形鼎、宽肩瓮，铜器中的单扉铃均属此种因素[23]。
    此外，在中原地区以南的湖北、西南的四川、西北的甘肃境内，也发现过一些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陶器。
    中国古代文明有着广泛的来源，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化是多源的。如苏秉琦先生所说：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不是一条线贯彻始终，而是多条线互有交错的网络系统，但又有主有次。"[24]二里头文化形成以后，这种主次关系更加分明。在众多的考古学文化中，二里头文化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又与其他文化保持着许多共性，并且在文化交往中，不断输出自身的文化因子，将更高水平的文明因素回赠给邻境地区，促进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初步繁荣。
    二里头文化还为商周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遗产。
    在农业方面，二里头文化的农具多为商代沿用。重视农业的传统、基本耕作方法都对商代农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在手工业方面，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冶铸技术为早商青铜工业全盘继承。礼器中的鼎、爵、斝，兵器中的戈、镞等器与早商早段的同类器物十分相象，后者显系由前者直接发展而来。文具中的刻刀、锥、凿，玉器中的琮、戈、版、玦、柄形饰，也是商文化同类器物的前身。陶器中的大口尊、鼎等器以及陶器上的部分纹饰后来成为商代陶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里头文化的宗庙建筑形式与格局，显然为商文化的同类建筑提供了效仿的模式。前庭后殿、周有廊庑的夯土高台建筑，为两种文化宗庙的共同特征，而后者进一步的发展，是文明进程中的自然结果。
    由青铜礼器和玉质礼器的形制、种类、组合、宫室建筑形态、墓葬形制的相似性，又可以推测二里头文化与商文化的礼制内容及其反映的人的意识也有一个前后传承的关系。只是商代礼制的范围扩大，内容复杂和深化了。
    以上文化特质中的大量遗传因子以商文化为载体，传留给以后的周文化。周代青铜器中的兵器、礼器、工具之最基本、最常用者，有不少可以溯源到二里头文化。以礼制而言，周礼是在商礼上有所损益而形成的，商礼则是在夏礼的基础上有所损益而形成的。尽管夏礼、商礼、周礼内容有很多不同，但"三代之达礼"是长存的。这说明先秦时期中原地区的先民心理特征和许多观念长期保持着某些共性。
    二里头文化时期发生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战争对于文明的发展也起了促进的作用。战争和压力不仅造就了文明，而且促使文明进一步成长。商周时期战争规模扩大，除前述兵器之外，军队和战法也应有很多内容承自二里头文化。
    在夏商周这个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并初步发展的时期，各考古学文化在发展中交流，在演进中传承。二里头文化的大量文化传统、文明因素被商文化继承，商文化因而有了更高的起点，以后的周文化则是二里头文化的间接受惠者。在文化的发展、交流、传承中，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凝聚力进一步加强，民族与文明的兼容性和影响力得到进一步的发扬，文明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