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宗族与宗法制作为周人政治结构的组织基础与组织原则，显然还有完善的必要，而周初尤然。
    周本是僻处西隅的一个小邦。其生产力发展水平远不如殷。只是靠了方国联盟才灭掉了“大邦殷”。《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东观兵于盟津“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尚书·牧誓》记载了武王伐纣之师除了周人自身的力量外还包括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友邦盟军。这种方国联盟是殷商所实行的政治模式，其往往是盟主借助强大的军事实力所建立起来的松散的联盟。方国部落虽对盟主有某种贡纳联系，但基本上是独立的。这些方国的向背对盟主的影响极大，所谓周文王时“三分天下有其二”，（18）就是指多数方国投向了周人。殷的灭亡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武王灭商后由地区性的诸侯之长变为天下盟主。而武王灭商后的分封也没有改变这种格局，正如晁福林先生所说：
    《史记·周本纪》载武王灭商后“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这类“褒封”的着眼点在于兴灭国、继绝世。与其说武王此举是在实施分封制，无宁说它只是招徕天下诸侯的姿态。戎马倥偬之中，武王所注目的是灭商大业和政局的稳定，并没有真正把分封诸侯提到意识日程上来。《逸周书·度邑》载武王灭商后曾经夜不能寐，所担心的是“维天建殷，厥征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弗顾亦不宾灭，用戾于今”，考虑如何对待殷商遗留势力。史载表明，武王所走的依然是传统的路子，竭力以周王朝为核心组成新的方国联盟。武王封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后裔，又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都是以方国联盟领袖的形象出现的。（19）
    也就是说武王在政治体制上并没有什么变革，因此武王去世后，“三监”和东方诸侯遂发生叛乱，事实说明方国联盟已不能适应周初的形势。“小邦周”要真正战胜“大邦殷”就必须在政权组织形式上进行改革。建立在宗族基础上的宗法制自然可以解决同姓贵族的参政问题，而仅此还不能安置异族贵族，适应这一要求，于是“宗盟”与宗法秩序诞生了。
    王国维先生曾敏锐地发现周初宗法分封后君臣关系的巨大变化，他说：
    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叶称王。汤未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其在丧服，则诸侯为斩衰三年，与子为父臣为君同，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20）
    所以，周初君臣关系的巨大变化，正是周人创造了“宗盟”这一政权组织形式，将同姓、异姓贵族统统纳入其天下一体的宗法等级秩序所致。
    宗盟政体出现在理论上的依据，则是周人对狭隘族类意识的突破。周人的族类意识是周人最根本的世界观、价值观。这在周代文献中有着强烈的反映。如《国语·晋语》：“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左传》成公四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僖公十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僖公三十一年：“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等等，这些记载，无疑反映了周人根深蒂固的族类意识，这种族类意识是生活在保留了宗族血缘组织的周人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