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这种族类意识，使周人把宗族组织法转化为邦国组织法毫无障碍。“家邦合一”、“宗君合一”就是周人把宗族组织原则引入邦国的结果。把宗法制引入国家组织原则，是周人基本价值观在国家组织方面的反映，也是周人唯一的抉择。这个过程从周人立国之日始，而宗法分封制，则是把这种原则普及化的方式。这种方式表现在对同姓宗亲的分封时，其与周人的基本价值观念完全吻合。《左传》僖公廿四年：“捍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即表达了这一思路。
    但周人克殷践奄以后，面对的是整个天下，并非仅仅姬姓贵族。对同姓宗亲的分封固然可以解决姬姓贵族的权力、财产再分配的问题，可是如何对待异姓贵族，是周人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又必须作出合理安排的棘手课题。周王欲创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一统秩序，必须突破狭隘的族类意识。周人在这方面的确作出了建设性努力。周人的这种努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至上神观念的突破。即把殷人的祖先神--上帝改造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非一族一姓的至上神--天。与此同时并不废除上帝的称谓，而赋与上帝天的品格。改革后的至上神与任何族姓已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它不是任何族姓的氏族保护神，而是整个天下的国家保护神。至上神观念的变革为传统的狭隘的族类意识的突破奠定了理论基础。根据周代文献记载，祭天是周天子的特权，周王虽然也称为天之元子，但其只能以德配天，而非依据血缘的命定性而配天。这种观念实际上已突破了“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狭隘的血缘观念。
    其二，周人的至上神既然已是国家保护神，而非一族一姓之氏族保护神，因此，周王膺受天命所得之土地与权力，自然应在整个天下之贵族间进行分割，而不应仅仅在姬姓贵族中分割。这是至上神观念变革在政权组织结构上的必然反映。宗盟与宗法秩序就是这种思维程式下的一种创意。宗盟的设置不仅解决了异姓贵族参政问题，而且解决了把异姓贵族纳入周王的天下一统的宗法等级秩序问题。可以认为，宗盟与宗法秩序的建立打破了狭隘的族类意识，其主要表现在宗法制仅仅以同姓贵族为对象，而宗盟与宗法秩序以所有贵族为对象，在适用范围上远较宗法制宽泛。但宗盟与宗法秩序不是对周人族类意识即其基本价值观念的否定，应该说经是周人将其族类意识或曰基本价值观念，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的结果。
    如前所述，周人接纳异姓进入宗盟的前提，是首先将异姓编织到姬姓周天子的血缘宗法秩序内。这样周人建立了以姬姓血缘关系为核心的泛血缘关系或曰拟血缘关系。笔者这里讲的泛血缘关系，并非是真正的血缘同化或血缘关系，而应该是一种血缘认同之文化。由这种泛血缘关系所建立起来的宗法秩序是宗法制的扩大。在这种泛血缘关系内，同样把差异等级看作是天然合理的，只不过这种血缘上的差异等级已扩大到同姓与异姓的关系上，而这种差异等级反映到政权组织上即所谓“周之宗盟，异姓为后”。正因为宗盟是以承认血缘关系的不平等为基础而创立的，故周天子才可以借助宗盟，建立其一统的宗法等级秩序。周人的宗盟政体，其开放性远非殷人可比。
    注释：
    ①《春秋左传正义》卷四。
    ②⑦分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页、15页。
    ③⑤梁颖：《试论西周春秋时代宗法制与分封制的结合》，《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④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9页。
    ⑥何平《生生哲学与传统政治思维》，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论文1990年12月未刊，第25页。
    ⑧王玉哲：《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3辑。
    ⑨杨向奎：《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⑩分见钱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第10期；王玉哲前文；杨善群《周族的起源地及其迁徙路线》，《史林》（沪）1991年第3期。
    （11）见《诗·大雅·板》，《毛传》。
    （12）吴浩坤：《西周和春秋时代宗法制度的几个问题》，《复旦学报》1984年第2期。
    （13）《左传礼说》卷一。
    （14）参阅童书业前书《爵位》条。
    （15）《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27页。
    （16）参阅常金仓《周代礼俗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0页。
    （17）钱杭：《关于宗法制度形成的条件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0年第2期。
    （18）《论语·泰伯》。
    （19）晁福林：《论西周分封制的若干问题》，《西周史论文集》下，陕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0）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