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应当讨论一下关于齐宣王是否任用储子代替田婴为相的问题。杨宽先生《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页谓"齐宣王继位，改用储子为相，不重用田婴，田婴就回到了薛"。储子为齐相事，见于《孟子·告子》下篇："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处于平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然是篇并未说明储子为齐相的时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卷三说，孟子居邹在其至宋、过薛以后。崔述《孟子事实录》卷下指出"孟子去齐之后，先至宋、薛，然后至滕矣，故《滕文公》章称'过宋而见孟子'也。去宋薛后，盖尝归邹"（《崔东璧遗书》第4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按，孟子去齐，最早在齐宣王八年燕入叛齐之后，孟子居邹则又在其去齐、至宋、至薛之后，盖已至齐宣王末年。杨先生若据《孟子》之载而谓齐宣王继位时就改用储子为相，似未确。《齐策》一"靖郭君善齐貌辨"章的记载明确表明齐宣王继位并未废黜田婴的相位。
    孟尝君继其父而为齐相的时间，可以从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八章的记载进行推测。是章开首说到：
    薛公相脊（齐）也，伐楚九岁，功（攻）秦三年。欲以残宋，取进（淮）北，宋不残，进（淮）北不得。……王弃薛公，身断事，立帝，帝立；伐秦，秦伐；功（攻）宋，宋残。是则王之明也。
    是章有"功（攻）宋，宋残"之句，因此马雍先生定此章的时间于前288年，谓"在齐愍王第一次伐宋之后"（《战国纵横家书》第190页，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是正确的。苏秦以此说明孟尝君为齐相时一事无成，从而衬托齐愍王的英明卓绝。所谓"攻秦三年"当指孟尝君从秦逃归后联络齐、魏、韩三国共攻秦以后的三年，实当前298-295年。翌年，即前294年是为孟尝君离齐赴魏之年，也就是帛书所谓的"王弃薛公"之年。所谓"伐楚九岁"的始年，当从三国伐秦的前298年上溯九年，即前306年。是年秦相甘茂出奔至齐，翌年，秦加强与楚关系，楚"倍齐而合秦"（《史记·楚世家》）。孟尝君主谋伐齐，当始于此时。我们说"伐楚九岁"当从齐、韩、魏三国伐攻秦的前298年上溯，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战国策·西周策》"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章的记载。是章载韩庆对于孟尝君语谓，"君以齐为韩、魏攻楚，九年而取宛、叶以北以强韩、魏"。此间所述史事有"薛公以齐……与韩、魏攻秦"之载，孟尝君主谋以齐、韩、魏三国攻秦事在齐愍王三年（前298年），这里的记载与帛书所谓的"伐楚九岁"是完全一致的。由三国伐秦年上溯九年，即齐宣王十四年，这应当就是孟尝君为齐相的至迟之年。
    诸家多以为所谓的"九岁"为五岁之误，这是由将此说与《战国策·燕策》一的"苏秦死其弟苏伐欲继之"章相比勘而得出的结论。是章载苏代语谓：
    今夫齐王，长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稸积散。西困秦三年，民憔瘁，士罢弊。北与燕战，覆三军，获二将。而又以其余兵南面而举五千乘之劲宋。
    如果这里所说的"攻楚""困秦"与帛书的"伐楚""功（攻）秦"为一，那么自然可以相互比勘。但两者并非一事。首先，帛书所述为薛公--即孟尝君之事，而《燕策》所载则是齐愍王事；其次，帛书所载为齐愍王第一次攻宋时的事情，时间为前288年，《燕策》所载则齐灭宋以后事，当前283年。可以说这两个记载尽管表面上有相似之处，但所述史事则不一样。究其实际，《燕策》所载之事，正当帛书所载史事以后，可以说是前后相连的。"帛书所载"攻楚五年""困秦三年"合则为八年。从孟尝君离齐奔魏的前294年算起，越八年正是齐愍王十六年，为齐灭宋之年，与《燕策》所载"以其余兵南面而举五千乘之劲宋"恰相吻合。总之，帛书之载自有其道理，不能因为《燕策》之载而随意改动。退一步说，即令把帛书的"伐楚九岁"改为五岁，那么从三国攻秦的前298年上溯五年，当齐宣王十八年，若此，孟尝君继其父之位而任秦相亦当宣王之时，亦不及愍王之世。
    《战国策·魏策》二的"田需死"章对于考证孟尝君为齐相的时间颇有帮助。是章载魏相田需死，楚相昭鱼有些担心，他对苏代说："吾恐张仪、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苏代遂北说魏王：
    梁王，长主也，必不相张仪。张仪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齐而魏。犀首相魏，必右韩而左魏。梁王，长主也，必不使相也。
    这里提到的"梁王"应当是魏襄王，《御览》卷957引《春秋后语》谓"魏哀（襄）王以田需为相，甚贵信之"，是为其证。苏代劝魏襄王不从张仪、薛公、犀首等三人选相，而使魏太子为相，魏襄王听之。《史记·魏世家》载此事于魏哀王（当即襄王）九年，此年当齐宣王十一年（前309年）。其时孟尝君已称"薛公"，当已继其父之位为相。如果说帛书的材料可以确凿证明孟尝君为齐相至迟在齐宣王十四年的话，那么《魏策》的这个记载则可以确定孟尝君为齐相的时间至迟当在齐宣王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