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184-185页。
    （110）《雍正朱批谕旨》卷200，雍正元年四月五日苏州织造胡风huī奏：“阊门南濠一带，客商辐辏，大半福建人民，几及万有余人”。
    （111）外地劳工在市镇的情况，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9章第3节；外地商人在市镇的情况，见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4章。
    （112）与此相反，在那种“群芳争艳”型的城市化发展中，各个较大的工商业市镇都力争扩大自己的工商业规模并确立自己在产业层级上的优势，因此大量引进外地劳工是不可避免的。
    （113）这一点，在苏州地区也表现得非常清楚。典型的例子如浒墅。该镇是一个草编业中心，但那里出售的草席，却有颇大一部分是农村工业的产品，故道光《浒墅关志》卷11土产称浒墅“乡村妇女织席者十之八九”；“光福一带山中，妇女隙时皆织席，较之宁波诸处为上。近称浒关细席者即此”。
    （114）该理论认为：在近代早期欧洲的许多地区，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有重大发展；农村中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家庭，大多并未脱离农业生产；农村手工业常常位于城市附近，大多与纺织业有关；生产过程的若干重要部分位于农村。这种“原始工业化”也并非与城市无关。不仅某些农村工业生产的产品仍然需要在城里进行最后加工，而且农村工业生产所需的资金也经常由城市商人提供，产品也总是由城市商人收购并运销外地。参阅Maxine Berg，Pat Hudson与Michael Sonen- scher：《Manufacture in Town and Country before the Fac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5）例如乾隆时元和县唯亭镇的悬殊、荡上村，“家家切纸阡”，“比户切纸为业”（《元和唯亭志》卷3物产）。
    （116）参阅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2章第1、2、6节，第8章第1节。
    （117）《桐桥倚棹录》卷11“席”说：“环山居民多种草，织席为业，四方呼为虎须席，极为工致，他处所不及也”。
    （118）康熙十二年《长洲县严禁诈扰虎丘席草行碑》（收于《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01-202页）。
    （119）道光《浒墅关志》卷11土产。
    （120）道光《浒墅关志》卷11土产。
    （121）顺便说一句，正因这个原因，光福农妇织席，“其名有五尺、加阔、满床、独眠之异。凡坐具枕几，修短广狭，无不如其式而为之”（道光《浒墅关志》卷11土产）。这里所谓的“式”，就是镇上的标准样式。由于农村草编业在生产上受到市镇草编业的强烈影响，而在销售方面更要依赖市镇，因此可以说成为了市镇工业的附庸，而非相反。
    （122）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2-6章。
    （123）从现有史料来看，只有周庄、陈墓等镇附近的农村的棉纺织业在清代较为发达。
    （124）雍正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浙江总督李卫折（收于《雍正朱批谕旨》第42册）。
    （125）正德《姑苏志》卷15田赋。
    （126）范金民与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5年，第162、177、187-188页。
    （127）《明神宗实录》卷361。
    （128）顾炎武：《中宪大夫山西按察副使寇公墓志铭》（收于顾氏《亭林余集》）。
    （129）参阅范金民与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55-456页；范金民与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第200-201页。但是据王卫平《明清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及其局限》所引用的《东西商报苏州市情》，此数为乾隆时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