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甚长，共60句，420字。其中用了11个外国人的名字，如：“天生儿牛顿”、“辅以无数爱迪生”等。这不过是互相勉励为国出力的话，没想到这首打油诗竟引起了另一位好友任鸿隽的诗兴。他把这11个外国名字的译音连缀起来，于9月19日也作了一首打油诗来戏耍“博士”（胡当时的浑名），题名《送胡生往歌伦比亚》。诗云：
    牛顿、爱迪生，培根、客尔文。
    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
    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
    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胡适20日离开绮色佳，坐在火车上，思来想去，总不是滋味，认为自己是很严肃的作诗，却遭到朋友的奚落，“文学革命”句是在挖苦他，于是气愤不过，又回敬了一首，并请任鸿隽转致诸友人，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文学态度，诗云：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
    愿共努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胡适本来对文学革命的方向是很模糊的，但这时他想清楚了，第一次提出作诗需要跟作文一样用白话来写。这个观点提出后，他的朋友任、梅两位及其他朋友，激烈反对，于是又展开了一场笔战。胡适在争论中，不断思考，到1916年春得出一个观念：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他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他写了一些文章阐述：在中国文学史里面曾经有过许多次文学革命，自《诗经》以下，中国诗歌流变便是一连串的革命，散文也是如此。他们这群留学生，经过几次辩论后，梅光迪也被胡适说服了，赞成他的主张，说：“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场大战争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
    胡适一生注重“尝试”。既有了革文学命的想法，就要身体力行，进行尝试。他用白话文给《新青年》所投的第一篇稿子--翻译文章《决斗》，就是这种尝试的体现。
    同年夏天，胡适到克利佛兰城参加“第二次国际关系讨论会”。来回要经过绮色佳，故有机会与在那里渡暑假的一班老同学会面了。以文会友，当然少不得谈的又是文学革命的事情。7月8日那天，胡适与任鸿隽、陈衡哲（她是沃莎女子学院的学生，时为《留美学生季报》编辑）、梅光迪、杨铨、唐钺等人在绮色佳的风景区凯约嘉湖上划船。忽然遇暴雨袭击，他们忙将船靠岸，慌乱中几乎把船划翻，大家都被雨淋湿了。这本是一件寻常小事，不料竟引起一场不寻常的辩论，并由此产生了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集--《尝试集》。
    文人墨客作诗为文，讲究的是个“由头”。这次划船遇雨的事，胡适和他的朋友少不了要抒发一番。任鸿隽返回后即写了一首《泛湖即事诗》寄给胡适，请他批评。既然是朋友，胡适也就不客气。在回信中直率地认为，这首诗并不好。理由是写覆舟一节，未免小题大作；诗中用了一些“陈言套语”，因而“文字殊不调和”。
    任鸿隽是以善于作诗而自恃，看到胡适这个批评，心里自然不服。既不服，便要据理力争。在给胡适的一封信里，任写道：“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却不能用之于诗。”
    两人你来我往的争论，惹起了梅光迪的兴趣。梅虽已被胡适说服，同意胡适白话可以为文的观点，但对白话可否为诗则持怀疑态度。于是，他加入这场争论。他写信给胡适说：“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他的理由是：“文学的文字--尤其是诗的文字--一定要由第一流的诗人和美术家加以美化，才能成为诗之文字。”因此他笑话读胡适写给他的白话诗，好像儿时听“莲花落”一样，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