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中国公学时代好友、在美国华盛顿任教育部学生监督处书记的朱经农，对胡适的观点也不以为然。他写信劝胡适：“白话诗无甚可取。”又说“兄之诗谓之返古则可，谓之白话则不可。”
    三人成虎，胡适在这场争论中显然处于劣势。白话为诗既无先例可循，争论显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他思来想去，决定以身作则，自己来认真尝试用白话作诗，取得成绩，方可说服反对他的朋友们。他于1916年8月4日，写信给任鸿隽说：“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又说：“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诗）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从此，胡就不再写旧诗词，而专门用白话来作诗了，并作了一首《尝试歌》以表达自己的心愿。诗云：
    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
    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
    请看药圣尝百草，尝了一味又一味。
    又如名医试丹药，何嫌六百零六次。
    莫想小试便成功，哪有这样容易事！
    有时试到千百日，始知前功尽抛弃。
    即使如此己无愧，即此失败便足记。
    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枉费。
    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
    作诗作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
    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
    1917年他任《留美学生季报》主编，于是将所写的白话诗选了数十首发表出来，供世人评论。因该刊在上海中华书局发行，所以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与此同时，他为将来的诗集取名《尝试集》。
    经过一段试验后，胡适总结出了以白话文写作的经验。在8月21日在日记里，他归纳出文学革命的八个要点：（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他说，我主张以白话文体作诗、作文、作戏曲、小说。倘有人愿意从我，无不欢迎。
    同一天，他写信给《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详细谈了自己的文学革命的主张，并对《青年杂志》第3号上登载谢无量的长律诗，提出批评意见。他说谢君诗，用古典套语不下百余事，而记者（编辑）却附文大为推荐，称它是“希世之言”。胡适认为这与陈主张写实主义，反对古典主义相矛盾。陈接信后很快回信，向胡解释说：“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如何如何？《青年》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法。吾国无写实诗文以为模范，译西文又未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
    接到陈独秀的来信，胡适立即将自己对文学革命的八点主张，加以解释写成文章，题名为《文学改良刍议》。
    这篇文章在1917年1月《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后，在文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非常赞赏，写信给陈独秀表示自己意见，并指出：“胡先生‘不用典’之论述最精，实足祛千年腐臭文学之积弊。”陈独秀起初对胡适提出的八条还有点怀疑，但他见了胡的《文学改良刍议》后便完全赞成胡的主张，只是觉得文章写得太平和了，因此他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在《新青年》2卷6号上发表，正式打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他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最后以坚定的口吻说：“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表示了他坚定不移的信念。
    陈的文章发表后，把已经掀起的文学革命运动又推入了一个新的高潮。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都表示赞同，并以实际的行动投入到这个反对封建文化的斗争行列，共同奋斗。此后三四年里，白话文成了我国的正式“国语”，因为当时的教育部于1920年1月颁布小学秋季起一律改用语体文。白话文成为正式的国文，这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有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