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独秀并肩弄潮
    胡适写给陈独秀的一系列文章和通信，使他成了《新青年》有影响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与陈独秀虽未谋面，却志同道合，成为神交了。
    陈独秀在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同时，致信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信中他特写道：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按，此系“北大校长”之误）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之。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均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
    蔡元培是在1916年底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先生虽是科举出身，点过翰林，却是革命元勋，且思想上能毅然冲决樊篱，接纳新潮。民国元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便明令停止祭孔尊孔。接长北大以后，更加锐意改革，主张学术思想自由，采取“兼容并包”的方法，并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来校任教，掌管校务。这样，当时著名的新人物陈独秀便任了北大文科学长。
    1917年1月，陈独秀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后，并将《新青年》从上海迁来北京编辑。他把主编《新青年》与改革北大结合起来。
    这年七月，胡适返抵国门，八月即北上，进北大当了教授。
    胡适虽然常年在国外，但因为他对文学革命的倡导，曾轰动一时，所以在未回国以前名头就已经很响亮了。到了北大后，由于他的“名头”响亮，加上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吸引了当时一大批“名流”。蔡元培曾说道：自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
    与胡适、陈独秀同年进北大的，有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先后进北大的还有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陈大齐、朱希祖、刘文典、沈尹默、沈兼士、马裕藻等许多人；稍后鲁迅也来北大兼课。真是新人荟萃，北大气象为之大变。他们都为《新青年》撰稿，使《新青年》阵容更加雄厚强大，新文化潮流更加汹涌澎湃，不可遏挡。
    胡适的性情比较平和，又善于交际，因此，进北大虽是初来乍到，但人缘还是很好的。林语堂曾把他比做一块肉，而把梁漱溟比做骨头，可以想见胡适为人处事比较柔和有弹性。胡适进北大初期，生活上与高一涵、陶孟和较为接近，有时也常到章士钊家去玩。至于说到文学革命的朋友们，那就要数“卯字号”的人物了。
    当年的北大，还在景山东街，即是马神庙的“四公主府”。第一院沙滩的红楼尚在建造中，第三院的译学馆是大学预科。文理本科全在这马神庙的“四公主府”。这里的正门尚未落成，平常总是从西头的便门出进，进门往北一带是讲堂；往东一带平房是教员休息室，每人一间，人们叫它做“卯字号”。卯字号里聚集着陆续进入文科的许多名人。其中有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的故事。指的是：陈独秀和朱希祖，他们二人是己卯年（1879年）生的“老兔子”；胡适和刘半农、刘文典三人是辛卯年（1891年）生的“小兔子”。胡适当年还不满二十六岁，真是翩翩年少的教授。
    1918年1月，胡适加入《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他与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李大钊、沈尹默等人轮流负责编辑。从此，《新青年》完全改用白话文写作。从第二期开始，每期都登着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白话诗，风气大开，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1920年，胡适把他回国前后所作的白话诗结集为《尝试集》一书出版。几年的“尝试”，胡适终于开拓了一条新诗的道路，为现代文化新诗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这年年底，陈独秀又邀集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商议，另创《每周评论》，仍由《新青年》同人主持，以便及时发抒议论，抨击黑暗，鼓吹新思潮。从1919年1月起，《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沈尹默、钱玄同、高一涵等六人轮流编辑。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也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响应《新青年》，作新文化的有力宣传。
    年轻的胡适教授，对青年学生有更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于是1918年12月3日，北大学生成立“新潮社”时，便邀请胡适为顾问。第二年1月，即刊出《新潮》杂志，成为《新青年》的一个得力助手。新潮社的主干，是傅斯年。他原来也是“黄门侍郎”，即是守旧的国故大师黄侃（季刚）先生的得意门生，胡适也承认他学问根底不错。后来傅氏倾向于新思潮，到1919年，便完全转变到新文化阵营一边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