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酒运动是19世纪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注：关于禁酒经过，参见陶培根：《美国历 史上的禁酒运动》，《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1年第9期。Charles Merz,The Dry De cade,Garden City,New York,1931.），很早就有人对它加以研究。对禁酒的反思最早在 禁酒结束后就出现了。当时有两种观点：H.L.门肯等人把禁酒看成是保守的清教徒试图 将过时的农村观念强加给发达的城市居民；[1]而马克·苏利文等人认为，禁酒代表着 进步主义倾向，是对过去错误思想的纠正，是中产阶级试图纯洁道德和政治的努力。[2 ]到20世纪20、30年代，历史学家才开始研究禁酒运动。他们接受了马克·苏利文的“ 进步主义观点”。比如，查尔斯·比尔德和玛丽·比尔德在著作《美国文明的兴起》中 ，就反驳了那种认为是少数清教徒的暴力迫使国会在1917年提交第18条宪法修正案，又 逼迫地方立法机关在两年内通过这一修正案的观点。[3]（p566-733）1931年，弗里德里 克·路易斯·艾伦在著作中批评了战时通过的禁酒修正案。[4]（p20-21，95-96）大萧条 和禁酒结束后，进步主义观点被广泛接受，多数学者都认为禁酒是进步主义改革。但到 了20世纪40、50年代，社会科学学者开始质疑这种观点。他们发现禁酒是对社会变迁的 复杂反应。这种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发现，加上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气候的影响， 使得对禁酒的解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理查德·霍夫斯塔德把禁酒看成是农村人口反对 工业城市移民的努力。[5]（p262，287）约瑟夫·加斯菲尔德沿着这一方向，通过对社会 地位变迁的研究来分析禁酒运动。他认为禁酒拥护者担心社会地位下降，由此在禁酒问 题上，要求从道德规劝的方法走向严格的立法控制。20世纪的禁酒宪法修正案就是对这 种变迁的极端反应。[6]安德鲁·辛克莱尔探讨了禁酒者的心理，认为禁酒是极端的措 施，它将支持和反对的双方都推到了极端，并认为禁酒是保守的、极端的行为。[7]（p2 4，201-202）这样，有关禁酒的论述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即把历史事件看成是改革 者的主观愿望而非客观条件的产物。加斯菲尔德的观点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未受到质疑， 只有詹姆斯·金伯莱克有所怀疑，他强调进步主义改革者支持禁酒，由此也就对加斯菲 尔德所谓禁酒的农村根基暗含质疑。[8]如果说此前的研究多半集中于讨论禁酒是不是 一场改革运动以及这场运动是保守还是进步的话，那么，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史学家 的关注点更加开阔。他们从许多文化层面研究了禁酒的前因后果。诺曼·克拉克强调了 饮酒量的迅猛增长给美国带来的毁灭性的影响，由此来解释诸如卡瑞·奈辛（注：卡瑞 ·纳辛（Carry Nation,1846-1911）是禁酒运动中的著名人物，她曾率领妇女们手拿斧子 砸酒馆，由此成为禁酒运动的激进代表。参见Herbert Ashury,Carry Nation.New York ,A.A.Knopf,1929.）等人的反常行为，从而开始了对酒文化史的研究。[9]随后，罗拉堡 通过研究各类人群对各种酒类的消费行为来研究禁酒运动，将酒与经济和地理因素联系 起来，认为西部农民支持酒业，但由于担忧农村地位的下降，故支持禁酒。[10]罗拉堡 强调的是美国国内和前工业时代的酗酒现象，并未将它与移民、贫穷或工业化联系起来 。泰勒倾向于把反禁酒看成是保守主义的，而禁酒是进步主义的，甚至是激进主义的。 [11]杰克·布洛克综合研究了性别、年龄、地区、种族、阶级和宗教等与禁酒有关的各 个方面。[12]20世纪80、90年代，禁酒研究更加细致，涉及的层面十分广泛，如禁酒时 期的犯罪行为、禁酒各组织的压力集团及手段、禁酒牵涉的政府行为和立法等。
    研究妇女在禁酒中的作用，最早是夹杂在其他相关研究之中。加斯菲尔德的著作和论 述主要集中于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妇女禁酒组织--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Woman's C 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简称WCTU），它可以看做是专门的妇女研究，但它是从阶 级文化的角度来论述的，认为妇女参加禁酒是对整个社会变迁的一种反应。从安德鲁· 辛克莱尔开始，有人从妇女心理的角度加以研究，论述了妇女在禁酒运动中的心理成熟 和对妇女发展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随着禁酒研究的深入，出现了妇女禁酒史的几部 重要著作。罗斯·伊文思·鲍尔森从政治民主的角度研究妇女选举权和禁酒，论述了禁 酒对选举权运动的影响。[13]20世纪80年代，研究更为细致。路丝·波尔金详细论述了 WCTU的活动和禁酒经历。[14]《家庭政治》一书探讨了禁酒妇女的政治经历及其影响。 [15]还有的论述着眼于地方组织的研究。[16-17]到90年代，研究愈趋具体，如凯罗· 马丁丽研究了妇女在禁酒中获得的话语权和表达空间。[18]还有的文章研究WCTU对新闻 审查和社会纯洁的推动[20]等等。这些研究着重于妇女在禁酒运动中的作用以及她们对 禁酒的贡献等，但对于这场运动对妇女本身的影响的研究似乎还不够深入和系统。
    中国学者对美国禁酒史课题的研究仍很薄弱，最早的论述出现在20世纪早期的《东方 杂志》上，主要是介绍性的新闻类作品（注：主要文章有：罗罗：《美国之禁酒运动》 ，《东方杂志》，第15卷第10号，1918年10月15日；罗罗：《美国禁酒立法之经过》， 《东方杂志》，第17卷第2号，1920年1月25日；康符：《美国禁酒问题》，《东方杂志 》，第20卷第13号，1923年7月10日；幼雄：《美国禁酒法的扩张和厉行》，《东方杂 志》，第20卷第13号，1923年7月10日；幼雄：《美国禁酒的失败》，《东方杂志》， 第23卷第8号，1926年4月25日。）。后来的研究主要是高国的《近代美利坚民族饮酒风 俗与禁酒运动》和陶培根的《美国历史上的禁酒运动》两篇文章。本文将主要集中研究 19世纪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的活动及其对妇女本身的多方面影响。
    美国妇女史研究的先驱琼·凯利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研究妇女史就是要重写历史。过 去的史学研究，无论就其内容而言或就其断代的依据而言，都是以男性的生活为依据， 从男性的角度出发的。妇女史研究的出现正是要矫正这种做法。然而，正如许多妇女史 研究者所指出的，在一段时间里，美国史学家所撰写的多为“她”史（Herstory），这种 妇女史主要有以下几种写法：一是撰写历史上的杰出妇女以及妇女在各重大历史事件中 的政治作用，旨在将妇女作为一个新的主体，纳入已确立的史学研究范畴里；二是竭力 挖掘有关妇女的新史料，基于妇女的生活，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向史学领域中的既定概 念挑战；三是基于女性生活的结构和女性文化的特点，力图使妇女史从传统史学研究的 框架中脱缰出来，以探讨形成女性主义思想意识的根基。本文试图采纳三种写法的许多 概念。“女性文化”便是一个重要概念。最早提出这些概念的是研究美国南北战争以前 中产阶级妇女的史学家。这些史学家认为，随着工业化的进展，美国开始出现了男主外 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妇女困居家中，从事家务。妇女被排斥和受压迫的共同命运增进了 彼此间的了解、同情和援助；女性的特点（Womanhood）将妇女紧紧联结在一起，形成了 女性独特的领域（Separate Sphere）。这个领域以女性独特的价值观念运作于父权制的 社会里。这些概念的介入大大促进了美国妇女史的研究。随后的研究不仅研究了非公众 领域里女性文化的表现，而且深入到公众领域里，探讨女性文化的社会作用。这些研究 显示，女性不仅在教堂、社会教育、慈善机构里发挥作用，而且在禁酒运动、废奴运动 等政治斗争中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与男性不同的是，在改造社会中，女性的自我定位 没有脱离女性的传统作用，依然强调女性素质的优越性和持家本领。不过随着研究的进 一步深入，女性特点的普遍性遭到质疑（注：参见鲍小兰主编：《西方女权主义研究评 介》，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5-83页。）。
    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注：“禁酒”一词在英文里有两种表达：一是“Temperance” （节酒），一是“Prohibition”（禁酒）。前者着重于运用道德力量，个人自发尽量少喝 酒，并试图劝说他人这样做。后者着重指以法律法规禁止酒类的生产、运输或销售。很 多书中将“Temperance”涵盖“Prohibition”一义。本文一般都用“禁酒”表达两个 概念。在需要强调的情况下，用“立法禁酒”以示强调，其余不特别指出。）的禁酒妇 女主要是有新英格兰血统、有新教背景、本土出生的白人。它出现于19世纪后期，正值 禁酒的第二次高潮。它不仅是前一阶段的承接，同时对以后的活动有深远影响（注：美 国历史上的禁酒运动有一个从“道德规劝”到“立法禁酒”的经过。但在不同时期，对 于用哪种方式控制酒的危害，一直存在很大争议。不过在19世纪，总的趋势是倾向于用 立法手段禁酒。这种转变也是许多原因的结果。立法禁酒分成几次高潮，分别发生在19 世纪50年代、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初到20年代，主要以各州或联邦禁酒法案，尤其是 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为标志。1919年，各州批准联邦宪法第18条修正案（即禁酒修正案）生 效，美国进入禁酒年代。1933年，美国又通过第21条宪法修正案，予以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