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妇女禁酒历史与WCTU的建立 一般说来,禁酒是对酗酒这样一种真实而广泛的社会公害的反映。它也是美国改革年 代里纷至沓来的重要改革运动之一。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妇女参加禁酒有较充分的历史 条件,即中产阶级妇女有大量闲暇参加改革运动(注:关于19世纪中后期美国妇女的生 活状况,参见王政:《女性的崛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章。)。1 9世纪70年代,美国已经出现了可以领导一场民众运动的受教育妇女阶层。随着市场和 工业化的扩大和中产阶级的出现,两性关系也有所调整。有的历史学家曾从心理角度分 析,[20](p235)认为妇女禁酒与禁酒改革或喝酒问题本身并无关系。圣战(Crusade)与W CTU被看成是妇女对文化优势的争夺,反映了妇女对政治腐败和社会道德的忧虑,是妇 女在反男性和男性文化的伪装下发起的攻击,是对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下降的反抗,是 妇女在宗教和利他主义的保护伞下行使权利、迫使男人和社会作出让步的机会(注:关 于女性文化和反男性观点,参见Barbara Leslie Epstein,The Politics of Domestici ty,Introduction.)。尽管历史学家对妇女禁酒的原因有各种解释,但妇女参加禁酒最 直接的原因便是酗酒给妇女带来的特别伤害。 19世纪,酗酒成为美国一个真实而紧迫的社会问题。有识之士开始倡导禁酒。18世纪 晚期19世纪早期,医生尤其是牧师便已开始提倡戒酒。在19世纪头十年,纽约成立了不 少禁酒团体,尤其是麻萨诸塞的禁酒组织都是在教会帮助下成立的。1812年,麻萨诸塞 抑止酗酒会(Massachusetts Society for Suppression of Intemperance)成立。1826 年,清教徒组成了美国禁酒会(American Temperance Society)。这些早期禁酒组织受 到社会的尊重。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些带有教会色彩的禁酒社团也在教会以外 成立了,如纽约州禁酒会(New York State Temperance Society)等。 在19世纪的美国,喝酒是男人的特权。除了极少数妓女等外,酒馆也几乎是男人的天 下。妇女常常成为酒鬼的无辜受害者。在当时,酒鬼殴打妻子孩子的事时有发生。当时 妇女的书信、日记、报章杂志、书籍都表明,妇女是作为酗酒的受害者而被吸引到禁酒 组织中来的。早期的禁酒运动其实是由男人领导的,但妇女从一开始就积极加入禁酒运 动。1840年,华盛顿协会(Washington Socity)成立。这是个正式独立于教会的禁酒组 织,也是第一个试图大规模感化酒鬼的组织。它表明禁酒取得了进一步的社会认同,并 最终导致更多妇女加入到禁酒的行列中。为了扩大影响,华盛顿协会建立了一个妇女辅 助机构--玛莎华盛顿协会(Marsha Washington Society)。华盛顿协会由于缺乏巩固 的组织很快衰落下去,但它却大大地扩大了禁酒运动的社会影响。后来取而代之的社团 继续扩大禁酒运动的影响。禁酒之子(Sons of Temperance)是19世纪40至50年代美国主 导性的禁酒组织,它建立的禁酒之女(Daughters of Temperance)是较早的妇女禁酒组 织。 禁酒妇女领袖从一开始就把禁酒看成是女人的问题,通过讲述酗酒带给妇女的伤害, 禁酒妇女领袖希望吸引更多的妇女参与禁酒。 19世纪中期,许多妇女参与创作了宣传禁酒的小说(注:当时的流行小说家也写了大量 宣传禁酒的小说。酒对妇女的危害是这些小说的主题。参见Carol Mattingly,Well-Tem pered Women,第六章。)。在讨论男性喝酒的同时,也为妇女讨论自己的孤立和寂寞提 供了可能(注:一首禁酒歌唱到了被抛弃的妻子和孩子。参见Carol Mattingly,Well-Te mpered Women,p.106.)。酒被认为是家庭暴力和不负责任的直接原因(注:从当时的报 道题目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所有酗酒者中,3名殴打妻子,1名涉嫌毒害妻子,2 名放火,1名虐待父母”;“1名酗酒犯殴打妻子,2名涉嫌强奸”;“14名因殴打妻子 送到此处,其他为虐待家人,1名曾因这项罪行送来7次”,等等。由此,妇女找到了禁 酒的合法性。Barbara Leslie Epstein,The Politics of Domesticity,p.109.)。 妇女之所以从一开始就被吸引参加到禁酒运动中来,除了因为她们是酗酒的受害者, 还有一重要原因,就是妇女参与禁酒的合适性。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使妇 女可以参加禁酒。在当时社会上主导的性别逻辑中,男人属于公共领域,而女人属于私 人领域。正是由于酗酒对家庭的危害,妇女才可以合情合理地参加禁酒。正因为如此, 妇女在19世纪40年代大量地加入禁酒运动。人们鼓励妇女在家里提倡禁酒,运用道德规 劝的方法,在家庭领域内发挥作用。禁酒之女在1840年达到3万人。早期社团,不管是 教会的还是非教会的,都把妇女排除在外,或者将她们置于一个从属的地位。妇女的活 动领域主要是:给孩子灌输严格的禁酒观念,不给客人喝致醉酒类,在做饭或喝药时不 用酒,保持家庭美观漂亮,吸引男性成员不去喝酒,等等。禁酒领导人告诫妇女,她们 在禁酒中的主要任务就是不让酒进入家庭,并且劝解儿子和丈夫不喝酒。零星的妇女禁 酒组织,大多数是致力于鼓励妇女在家中和亲近圈子里做禁酒的努力(注:妇女一开始 就十分关注禁酒的发展,尽管不能参与组织、投票、公开发言,但她们认为自己所起的 作用是很大的。一位激进的编辑说:“对--不管妇女怎样受压迫--怎样被剥夺了政 治和社会权力,她那上帝所给予的对这个民族的命运的影响力还是可以发挥出来的…… 她有这样的发言权,只要她们想说,她就可以决定是不是要把酒碗从人类的唇边扔出去 。”参见Jed Dannenbaum一文,见参考文献[20]第237页。)。 然而,酒的问题其实暴露了妇女在法律上的不利地位。当时,妇女一般不能拥有对自 己的收入的控制权,更不能过问丈夫的收入。有的嗜酒如命的丈夫不仅能把自己的工资 喝光,而且还把妻子的收入和财产喝光。1839年到1850年,尽管大多数州通过某种法令 承认已婚妇女的财产权,但是这种立法收效甚微。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各地妇女都没 有投票权,只有某些妇女可以在学校投票。直至1900年,在美国的37个州中,妇女的一 切所有物和收入都是丈夫的财产,这使她们格外容易成为酗酒丈夫的虐待对象。禁酒对 妇女的吸引力,就是因为男人喝酒象征着妇女所受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也是因为男人 喝酒给19世纪美国妇女自身带来许多问题。许多女性已经感到妇女在禁酒中应该发挥更 大的作用。1839年,莎拉·乔瑟芬(Sarah Josepha)公开宣称在酒的问题上应该有妇女 的看法。[18](p126-127) 禁酒妇女和同情禁酒的人都把禁酒看成是妇女的问题。尽管偶尔她们也承认有些妇女 也喝酒,但大多数情况下是男性喝酒,女性受苦。她们相信,在禁酒中,妇女比男性更 容易调动起来,与酒类斗争。例如,一位禁酒提倡者写道: 2000多个朗姆酒洞从美国社会各个阶层向外散播死亡和疾病……20多万妇女发出哀号 声,传遍了这片本来欢乐的领土,每年4万多酒鬼的坟墓上响起了穷妇和孤儿的哀痛的 哭声,贩卖烈性酒的主要危害都落到了妇女身上,妇女应该开始采取行动对付它的危害 ,这是再适合不过的了。[18](p101) 妇女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也反映到禁酒组织中。当时妇女在其中的作用十分有限。1 9世纪50年代,妇女开始不满意男性赋予她们的角色,开始要求平等参与,有公开发言 权,甚至有投票权。女性的独立的声音开始出现(注:这其中的原因,一是禁酒从道德 改革转移到禁酒法律改革,这一转变给妇女参与带来很大障碍。因为妇女不能投票,不 能走出家门,而政治完全是男性的。由此,女性看到了不足,开始要求平等参与。原因 之二是这些年女权运动开始出现,1848年,女权大会召开,到1852年5月,纽约妇女禁 酒大会上出现了许多当时已著名以及后来闻名一时的妇女领袖人物,如苏珊·安东尼等 人。)。尽管男人主宰的禁酒组织给妇女设置了许多障碍,但她们还是找到了自己的方 法。 至少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新英格兰地区便有了零星的自发组织的妇女攻击酒馆事件 。迪奥·路易斯(Dio Lewis)回忆了他母亲参与的一次事件。据路易斯说,类似的事件 在19世纪50年代的纽约也发生过。后来的圣战领导人之一斯图尔特(Steward)夫人回忆 了俄亥俄格林菲尔德的一次事件。[15](p44) 60年代,由于内战,禁酒问题一度低落。但禁酒妇女的自发禁酒行动在1873-1874年 再一次爆发,并一发而不可收拾。1873-1874年冬天发生的妇女自发圣战(Crusade)运 动(注:圣战的出现非常突然也非常激烈。事实上,很多历史学家把这次事件作为禁酒 运动的主导权转移到妇女手中的开始时间。在这个前提下,许多历史学家得出有关事件 的具体原因:迪奥·路易斯的个人魅力,1873经济危机,1873-1874俄亥俄立宪会议等 。),反对酒馆和酒类零售商。这场运动最终导致了WCTU的成立。 1873年12月,迪奥·路易斯博士在做秋季巡回演讲中,仔细告诉妇女应如何开展禁酒 工作。 12月24日这天,圣战者来到主要卖酒的饭店和酒馆,整天都可以听到她们在卖酒场所 的祈祷声,最后在圣诞之夜的月光下回到了家中。圣诞节后,运动又重新开始,并迅速 扩展开来。大多数圣战者是主张非暴力的,她们跪在街上,吟诵赞美诗。 不管怎样,圣战在全国展开,把妇女从家庭推向公共领域。WCTU第二届主席威拉德后 来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圣战“犹如我们过去常在西部草原上点燃的大火一样,这一切 只需要一根火柴几根草,就可以看到大火席卷草原的壮观景象,它快得就像千匹骏马狂 奔,像飓风一样无法追赶”[14](p33)。在三个月内,它使250个城镇的酒类贸易无影无 踪。到运动结束时,31个州的912个社区都出现了禁酒活动。它成了当时最大的妇女群 众运动。 可是,不到一年,许多关闭的酒馆又重新开放。妇女圣战衰落下去了,但圣战的意义 是深远的。最重要的是,它直接导致随后的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成立。圣战的参加者 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福音清教妇女。许多人认为应该成立一个这些圣战者(Crusaders) 的全国组织。1874年8月,玛莎·布朗(Martha McClellan Brown)、詹尼·威琳(JennieWilling)以及艾米利·米勒(Emily Huntington Miller)利用她们广泛的教会网络将一 封封信散发到遍布全国的各地禁酒妇女组织中,催促她们从各选区中选出一位代表派往 全国组织大会。 1874年11月18日,在第二届美以美教会上,300名妇女集会成立了全国基督教妇女禁酒 联合会,有16个州的135名代表参加。在这次大会上,该组织选出了终身成员并制定了 一部简单的宪章。安妮·威顿米尔(Annie Wittenmyer)当选主席,弗兰西斯·威拉德当 选执行秘书。在这次大会上,只有妇女才能作为投票代表和成员的规则被牢牢确立下来 。 从此,妇女禁酒进入有组织的阶段。在19世纪80、90年代,尤其是第二届主席威拉德 任期,该组织迅速发展,到世纪之交时,其成员达17.6万人。通过19世纪最后20年的努 力,它成为这一时期美国最大的妇女组织。它一改圣战的松散局面,将禁酒与广泛的社 会问题结合起来,尤其是关注家庭保护与妇女发展等问题,从而大大扩展了禁酒运动的 活动领域。以此为标志,禁酒妇女有了全国性的组织,妇女禁酒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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