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余论
    WCTU禁酒妇女在威拉德去世后，改革脚步放慢。1895年，反酒馆联盟（Anti-Saloon Le ague,简称ASL）成立，逐步成为禁酒领导组织，并最终对禁酒修正案的确立发挥了关键 作用。事实上，此时WCTU只是ASL的一个同盟组织，作用已大大减弱。WCTU自身的激进 色彩也淡化了，比如它退出了与禁酒党的联盟。尽管如此，WCTU的人数仍在增长。随着 第21条宪法修正案的通过，WCTU的人数开始急剧下降，1931年，它的成员为372355名， 到1941年，只有216843名。[21]（p3）随之，WCTU妇女的形象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该组 织的成员曾说：“当这个组织刚组建的时候，它吸引了城里最有影响力的女士，但现在 人们觉得我们这些反对喝鸡尾酒的女士有点奇怪。我们组织中有工人和牧师的妻子，但 律师和医生的妻子躲着我们。她们不想让人觉得奇怪。”一位WCTU地方组织的领导人也 注意到了这种历史变迁，她说：“这个组织过去可不是这个样。您知道那时它十分受欢 迎。现在公众认为--我们直面这个问题吧--我们是一小撮老妇人，一群老古董。人 们听说我是WCTU成员都觉得我太奇怪了……30年前可不是这样的。”[6]（p129）
    WCTU形象的改变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妇女本身而言，由于时代的变化，从2 0世纪20年代起，美国出现了新女性，她们所持的许多观念都与WCTU坚持的观念不符。 在这种时代变迁中，WCTU的自身转变未能跟上时代的脚步。20年代以来，饮酒者队伍中 ，妇女和青少年成员的比重明显扩大了。在“喧嚣的20年代”中，伴随着经济繁荣和社 会风气的变化，妇女饮酒吸烟者的比例开始增加，大量秘密酒馆和夜总会由妇女经营， 并雇佣许多年轻女招待。妇女在传统上被看成是美国道德的护卫者，但到这时已遭到了 严峻的挑战。汽车、爵士乐、电视等导致了一场“行为方式及道德革命”。更多的女性 不再追求改变传统的男性社会，而是着意改变自己，包括改变对酒饮料消费的态度。妇 女当众喝酒成了时髦。对妇女来说，酒成了自由的象征。[7]（p233）
    不过，更多的妇女开始反对禁酒并不仅仅因为她们想喝酒。“或许她们喜欢喝鸡尾酒 ，正如禁酒派所说的那样。但她们许多人很可能根本不喝酒，她们为废除禁酒而工作， 是因为她们相信这个工作而且越来越投入这个工作。”[7]（p178）
    到1926年反禁酒势力已经十分强大了。国会不得不就禁酒修正案问题举行听证会。192 9年，全国禁酒改革妇女组织（Women's Organization for National Prohibition Refo rm,WONPR）成立。萨宾夫人（Pauline Sabine）是该组织的领袖。从其名称上看，它十分 关注禁酒修正案的废止，而不像WCTU那样，虽进行禁酒立法斗争，但名称仍是较为温和 的“Temperance”。
    萨宾夫人在一开始是支持禁酒的，认为“它将帮助我的两个孩子。煽动家的语言让我 迷失，我以为没有酒的世界将是个美好的世界。”但后来她的思想转变了。禁酒法律执 行不力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它使“孩子们正在一种完全缺乏对宪法和法律的尊重下成长 ”[25]（p468）。
    同时，她们还反对联邦政府干预个人行动，认为它应该由各州的地方政府来管理。她 们支持完全废除第18条宪法修正案，认为它既不能根除酒类危害，也不能根除私酿行为 。她们曾在克里夫兰大会上一致宣称：“我们坚信全国禁酒是根本错误的：一是因为它 与地方治理的基本美国原则矛盾，它破坏了我国政府缔造者所确立的给予联邦的权力与 保留在自治州的权利之间的平衡。二是因为它试图通过中央政府强行彻底禁酒，而忽视 一个真理，即除非由道德支配或各社区共同努力，法律才可能得到尊重或得以实施。三 是我们坚信全国禁酒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它给人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即它……给全国 青年带来惊人的后果，损害了宪法对个人权益的保证，削弱了公民与政府的团结，而这 种团结是一个国家力量的基础。”[25]（p473）
    这些新女性怀疑法律的作用。萨宾夫人在《妇女反对禁酒》中写道：“她们（指禁酒妇 女）没有意识到禁酒必须发自内心，如果没有这种精神，立法将一无用处。人类的经验 告诉我们，通过立法强制禁酒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政府不应该有这种功能，即告 诉人们，在他们的个人行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他们的行动不妨碍公共安 全。”[26]
    关于宪法修正案不可废止的问题，她们说：“第18条修正案对国会和人们来说都很重 要，是执行还是废除？有人说我们无法废除它，这点我不同意。很明显，事实已经证明 我们无法执行它……我怀疑有什么中间办法，我不是一个学法律的，也没有资格来建议 采取什么办法。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人人都是有能力、有头脑的公民，肯定可能知道 什么可行的办法，使禁酒达到我们大家期望的效果……关于法律执行，我有许多话要说 ，我同意执法的无能本身就是一个变更法律的充分理由。然而，即使法律的执行已达到 某种程度，禁酒写在宪法里仍将与我对联邦政府的正当功能的观点相左。而且，在我看 来将会与我们的根本大法的精神相悖。”[26]WONPR的一位发言人谈到禁酒时说：“突 然间道德规劝作为禁酒的方法被人抛在一边，而立法禁酒却写入了我们的宪法，这表明 一个观点，即认为立法比告诫、教育、理论和规劝更能让人改好。”[25]（p472）
    面对反禁酒观点，禁酒妇女仍坚持全国禁酒。她们关心道德甚于权益。社会上许多贫 穷妇女不得不私自酿酒以养家糊口，由此“物质条件得到大大的改善”。禁酒妇女并未 从故意违法可能带来的危害来反对，而是关心“她们的道德和精神条件却没有得到提高 ”[27]（p667）。她们认为禁酒修正案“没有在任何一方面影响行为端正的人的个人自由 --这些人忠于国家最高利益，忠于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有人认为“在处理巨大的 社会邪恶，如疾病或犯罪时，个人自由必须屈从于有效的社会控制之下”[27]（p676）。 她们认为，一旦没有别的办法可行，即应该用法律的办法去做，“甚至不惜违背民意” 。另外，她们相信，“人们必须有正确的领导和引导，这样他们才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利 ”。因此，她们认为，“惟有激烈的联邦行为才能使她们为之奋斗的罪恶得以铲除”。 同时，她们坚持认为宪法修正案是不可废除的。的确，废止一条宪法修正案在美国历史 上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虽然这一过程艰难曲折，但在1933年，禁酒修正案还是被 废除了（注：禁酒牵涉的宪法问题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对象，参见Paul L.Murphy,“Soc ietal Morality and Individua Freedom,”William F.Swindler,“A Dubious Comsti tutional Experiement,”David E.Kyvig ed.,Law,Alcohol,and Order（New York:Gree nwood Press,1988），pp.53-80.）。
    从上面论述可见，表面看来，禁酒的失败是法律的失败，禁酒执行起来困难重重。但 它实际上也是道德、法律、风俗、政府功能等诸多方面的历史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其 中有关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的问题一直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 点之一。在殖民时代，法律的主要功能就已包括执行道德的功能。这给当时罪与孽的关 系问题带来麻烦。到19世纪时，早期殖民时代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大多数人 认为，政府不应该试图控制道德行为，认为这些事情应由宗教、教育以及其他社会机制 来控制。对联邦主义的敌视、对有限政府的青睐已经开始。人们认为，地方社区可以用 自己的方式处理不道德行为。但进步主义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早期。它认为法 律可以处理道德问题。当然，对在自由主义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来讲，这种转变对宪法和 法律的影响是十分惊人的。要接受这样一个积极政府的观念，就必须重新考虑宪法的功 能，思考联邦与各州的关系。饮酒在许多人看来是无罪的，纯粹是个人行为，而进步主 义者认为，它是一个社会问题。这种价值体系把社会需要置于个人自由之上。但此时还 没有出现政府违反个人权利的思考。人们还没有开始思考民权问题。从立法角度看，民 权人士认为，当社会控制过于限制个人自由时，应该有一定的法律加以弥补。20世纪20 年代人们广泛思考联邦政府对个人的危害问题。禁酒本身作为一项强制社会道德，完全 不顾个人权利，在20世纪20年代也开始遭到质疑（注：Paul L.Murphy,“Societal Mora lity and Individua Freedom”，转引自David E.Kyvig ed.,Law,Alcohol,and Order（N 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8），pp.67-80.）。
    在这种社会价值观念下，禁酒妇女所持的立场和观点显然已经很难获得大多数人的认 同，她们自身也成为旧时代的代表，受到新时代的嘲讽和忽视。由此，WCTU在19世纪的 光彩形象渐渐地被人淡忘，对WCTU的研究也越来越忽略她们在早先阶段的表现及作用。 因此，本文重提19世纪WCTU的活动，尤其是它在妇女解放史上的作用，应该是十分有必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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