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WCTU禁酒妇女的评价：保守/激进
    已经有很多学者研究了WCTU成员情况。加斯菲尔德（Joseph R.Gustfield）研究了它的 阶级构成。1885-1950年间，他用妇女的丈夫的职业来决定19、20世纪WCTU妇女的社会 地位，发现在此期间有很大变化，但在19世纪，WCTU的地方组织领导人绝大多数是中上 层阶级。[21]诺顿·梅兹冯斯基（Norton Mezvonsky）研究了其领导人的血统，认为她们 几乎都是土生的盎格鲁-萨克森人，有着清教传统。詹尼特（Janet）研究并对比了它与女 权运动者的宗教等背景，结论一致。[14]（附录）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的记录中看出：
    上星期六下午转过街角时，我不期碰到50位妇女……一位前俄亥俄州长的女儿在领着 众人祈祷，周围是前国会议员、立法者、律师、医生、银行家、牧师、教师、商人等各 类人们的妈妈、妻子和女儿。[15]（p101）
    1873-1874年的圣战记录也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查尔斯·艾塞特（Charles Isetts）在 一项研究中研究了西尔斯波洛（Hillsboro）95位圣战妇女。他发现，这些妇女是“当时 社会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人”。超过90%的圣战者家庭是在美国两代以上的本地白人， 圣战者家庭占到西尔斯波洛财富的三分之二。这些圣战妇女常常但不总是来自城市居民 的上层。[14]（p31-32）
    这种阶级背景使WCTU十分注重维护中产阶级女性道德规范。19世纪中产阶级妇女的四 大核心美德是虔诚、纯洁、服从、家庭。宗教的虔诚是妇女美德的核心，是她们力量的 源泉。纯洁也十分关键，不纯洁便不是妇女。妇女的服从要求妇女静悄悄地活动等。家 庭是妻子和母亲最珍惜的特征。[23]“母性的斗争”常用来描述妇女对禁酒表现出来的 关注。她是一种“母性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根基于当时两极分化的性别意识形态。 威拉德积极鼓吹女性特征，“首先要有女子特征--然后随便做你想做的事”是她最喜 欢的口号。[22]（p141）威拉德用语言和视觉上的女性形象来作为号召。语言上，常用“ 姐妹们”、“女士”等词。在演讲中，手势等也要求女性化。她们的大会对比“任何男 子召开的会议，其方式不是街上的、法院的、市场上的、或是办公室的，而是家庭的方 式”。这一区别的第一标记在于“装饰的美观--一般是妇女亲手做的丝绸、缎子和天 鹅绒的横幅，使满室生辉……或是讲台的背景给人一种温暖的室内感觉，就像在会客室 一样”[22]（p143）。在各种思想的表达上，则用十分宗教的语言。比如，威拉德最早表 达女权说：“我头脑中天生一个想法，我相信是上天的旨意，你要为妇女投票权说话。 ”[14]（p56）这在她的活动中也体现出来。无疑，这种较高的社会地位，加上女性正义 感，使得圣战者感到她们的事业有一种迫切的正义感和她们自身的道德优越感。WCTU具 有浓重的清教气息、道德气息。这集中表现在它的口号上，如宣扬“为上帝、为家庭、 为祖国”[18]（p46-57）。这样的立场有时给它带来矛盾，同时也为后来的发展设置了障 碍。由此，很多学者把它看成与其前辈一样的道德改革。她们提倡女权，“是为了道德 提升，而不是为了这些目标本身”，并认为正是这种道德性导致了它在此后的衰落。[1 5]（p147-151）
    另一方面，她们对19世纪女性道德扩展起到很大的作用。在宗教语言之外，她们提出 了许多自然权利和政治语言。她们也有“为祖国”的口号，其视线甚至超越“祖国”， 走向世界。1884年，世界WCTU的成立就是一例。[24]（p116）就WCTU妇女而言，创造新女 性也一直是其目标之一。她们常常提到“妇女时代”或“妇女世纪”，以此来赞美其对 19世纪妇女所创造的变化，“这一时代被称做妇女的时代，这便是觉醒的妇女的时代， 不用仔细观察，不用逻辑推理，这正是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时代到来的时刻”[18]（p176） 。她们宣称：“我们正努力创造世界女性的新楷模，她们的头脑足以理解世界的苦难， 她们的心灵和头脑一样发达，不仅能够感到我们自己可爱的家庭，而且可以感到所有人 类，并且不把任何人道主义看成与我们无关。”[14]（p115）禁酒妇女反复提到要塑造“ 新女性”。从一开始，WCTU演讲人就有意突出其新的、独一无二的妇女形象，以把自己 与前几代妇女区分开来。正如它的一位领导人所说：“她眼前的风景展开了精彩的画面 ，是五百年前不可能存在的画面，甚至一百年前也不可能。这种不可能不仅是法律和道 德上的，也是心智上的。在那些日子，妇女们常常只是男人的奴隶。”[18]（p106）当然 ，她们所谓的“新女性”远没有后来新女性激进，但不啻为其先驱。与后来不同的是， 禁酒妇女看重其与家庭和母性的联系。她们珍惜彼此间的宗教联系，同时又要求自力更 生和独立于男人的权利以及其他平等权利，正如卡罗·史密斯提到，她们能够“藐视繁 文缛节，开拓新形象，而仍坚持在这个绅士世界之中的正确位置”[14]（p89）。
    因此，不能把WCTU及其活动看成完全的保守主义改革。它是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分支之 一（注：美国女权主义运动，追根溯源，是由两大分支组成的：一是指向上层妇女的家 庭角色，一是为了妇女在公众场合的声音。内战后妇女角色上的萌芽开始分为两个分支 ：一支是与家庭和宗教紧密相连，它为战后妇女禁酒运动提供了先例。一支更为世俗， 指向政府和法律，它是由妇女选举权运动推动的。两者都有一个基本信念，相信妇女的 力量和权利来自日常公民家庭和宗教活动。）。WCTU对妇女运动的支持有两个重要后果 ，其批判立场直指现状，而且它使该组织成为面向进步和未来的组织，而不是固执过去 的传统。在这两个方面它都增加了对现状的反抗意味。如果说当时的男女关系是奴役关 系，将来便是不再压迫的平等关系。例如，她们的服装改革和提倡体育锻炼活动，被认 为是反抗和解放的象征行为。弗兰西斯·威拉德提倡服装简化，甚至在公共场合骑自行 车，并为此写过一本书。她们还劝说妇女即便结婚后也要用自己的名字。这些行为是当 时风俗习惯所不允许的。她们不仅指责了流行的社会模式，而且致力于将禁酒与一种支 持改革的态度联系在一起，“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6]（p91）。
    尽管这场运动有很多局限性，但无论如何，禁酒妇女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尤其是 对19世纪美国妇女和妇女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玛丽·利弗摩尔坚持认为圣战不应该从 禁酒成果来评价，这是对的。她认为这种经历改变了妇女的观念。她们在此后的生活中 ，随时随地都表达着这样的感受。不管意识到与否，这场经历都使她们转向了女权原则 。这些保守中产阶级教会妇女明显意识到圣战的深远影响，以至于十年后她们仍时时想 起它对其个人和公共生活的影响。对一群教会妇女而言，圣战是一种解放力量。总的说 来，这些活动大大改变了妇女本身，“对她来讲，未来的大门已然敞开，她已经碰到了 辉煌成就的可能，灿烂的机会已陈列于前……因为她，今天的一支庞大的、积极活跃、 教育良好、自力更生的妇女大军，已经取代了过去那胆怯、害羞、无聊、虚荣、无助的 女人”[18]（p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