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WCTU对妇女的影响
    WCTU对妇女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吸纳广大妇女参与、锻炼妇女能力和表达女 权思想。
    （一）吸纳广大妇女参与
    WCTU所有的工作都渗透着女性立场。威拉德的传记作者认为，圣战把妇女引向了新女 性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这的确是事实。WCTU很早就确立了女性原则，不要男性参加， 明确表达了妇女立场。1892年，当问到何以如此时，威拉德答道：“要是有男性参加， 妇女就不能发展那么快，不能这么自尊和独立，在我们能有训练有素的头脑和老练的经 验之前就让他们参加，他们不会平等地接纳我们，我必须先发展力量，因为力量总是受 人尊敬的。”[15]（p132）
    1874年以后，WCTU不再为禁酒的合法性而斗争，但妇女仍是工作中心。最重要的表现 之一，就是WCTU对吸纳各阶层妇女的努力。自成立以来，WCTU不断扩大，这与禁酒妇女 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她们十分注重广大妇女的参与。[18]（p163）
    同时，在各种会议上，WCTU都把团结作为一项主题。19世纪妇女的社会作用有限，这 有助于加强妇女的一致性。WCTU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传统上，妇女是靠着与他人的关系 才体现其身份的。但WCTU自始就将自己定义为“专门的女士大会，男性不得在任何理由 下允许参加”。由此，它利用妇女的文化限制来创造一种归属感。在语言上，她们常常 避免使用排斥性的语言，尽量让所有的妇女感到适应，常使用“大西洋的姐妹们”、“ 太平洋的姐妹们”等。威拉德主席更是强调妇女的团结，表示“参加禁酒的良家妇女， 不分宗教、国籍，都真诚邀请来与我们团结一致，加入反对谬误、支持正义的斗争之中 ”。在一次又一次演讲中，她们都强调“妇女间的同志之谊”，并引用《圣经》来召令 团结。她们的演讲常常这样开头：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必须站在一起。肩并肩，手挽手，我们向前进，没有嫌隙，没有 猜忌，没有草率、尖刻或残忍的判断，只有最温和最持久的努力，以保持这种精神上的 团结一致，如果不是方法上的一致的话。更重要的是，保持和平的纽带，让那些嘲讽的 世人只看到WCTU和谐之音。[18]（p45）
    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增强了妇女的主体意识和对团结力量的认识。1891年，WCTU的 会刊《联合会信号》（Union Signal）问一些组织领导人一个问题，即禁酒对她们有何影 响。艾迪丝·阿兹勃（Edith Archibald）回答：“比任何别的力量都多，白带（禁酒妇女 标志）的魔力看来发展了妇女的同志之谊，而且发展了她们彼此之间的忠诚。”伊丝哲 ·帕格（Esther Pugh）则作了这样的回答：
    给我的空太小了，不够我来说明白带运动给我个人带来了什么影响。在父母双亡、家 境凋敝、家人流落、生活孤苦、血缘阻隔之时，在多年痛苦不断侵扰的岁月，她与我站 在一起，给我地毯、朋友以及一切能进入一个女人生活和心灵的东西……由她带到我生 活中的私人关系比死亡还强大。[15]（p130）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早期妇女在教会中找到友谊，在教义中找到力量，但WCTU禁酒 妇女这种集体力量是由妇女组织带来的。就像威拉德所写的那样：
    也许这场运动的最终结果是她们对自己力量的认识，这一力量是教会的保守妇女自己 赢得的。她们甚至从未见过“妇女权力大会”，出于对违反正统观念的恐惧，她们远离 那些“争取选举权者”；但现在，在教会担任很重要服务和职责的妇女，欣然鼓掌欢迎 ，并希望能看到比她们从前所梦想担任的更有进步性的工作。[22]（p140）
    著名禁酒领导人和选举权演说家玛丽·利弗摩尔（Mary Livermore）在评价圣战十年纪 念会上说，她相信它对禁酒本身的贡献大概是它最不重要的后果。参议院议员和禁酒领 导人亨利·布莱尔（Henry Blair）也把圣战看成不只是“对酒业的打击”，他把圣战者 解释为一群解开羁绊的“陌生、激动、热情的劳工，男人并未参与其中，他们只作为服 务人员。禁酒是一场母性战斗，带来了一种新的风气和妇女力量，而这可能是永恒的， 应该在妇女未来生活中发挥更高更好的作用”[14]（p30）。
    （二）锻炼妇女能力
    WCTU开展了许多此前妇女不可能参加的活动，由此丰富了她们的社会经验，提高了能 力和自信。“许多人内心向往着这一事业，但出于胆怯，或其他原因，远离这场运动， 但我们会以自己为榜样--我坚信我们能够--让她们知道这并没危险--我们并没有 超脱极限，跳出‘我们的领域’。”[18]（p120）利弗摩尔把圣战看成是妇女团结一致运 用道德力量和结社力量发起的运动，它“教给她们如何明智地工作，机智地采取各种手 段来达到目的……（学会）耐心宽容，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各抒己见，但在原则问题上站 在一条战线上”。
    WCTU锻炼了妇女演讲、写作等特殊的才能。它通过建立广泛的网络，向妇女们传授演 讲的技巧，鼓励她们参加公共生活。WCTU庞大的组织体系为妇女提供了表现的舞台。威 拉德等领导人一再鼓励她们发言：“不要只举手作沉默的表示……而要大声喊出最振奋 人心的回答，这是人类神圣的声音。同时记住你们要教育妇女不再沉默，她们已把美妙 的才华压抑得太久。”结果，人们发现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两年的祷告和家庭使命的努力后，为了酗酒的人们，禁酒妇女发展了一种潜在的演讲 才能。在几年前的条件和氛围中，这会让人感到可怕，即便不算太离谱。直到最近妇女 还只能局限于家庭……突然，她们发现要面对广大的听众，站在神圣的地方：神坛和讲 坛，和父兄肩并肩地……[18]（p50）
    更重要的是，WCTU发展了许多政治技巧和能力，这些方法后来广为流传，并且被许多 禁酒领袖采纳。1877年，玛丽·亨特（Mary Hunt）概括这种方法时说：
    人们才是真正的力量的源泉。她们必须游说，在义务禁酒教育的第一步开始之前，应 开会提议立法委员会提名，通过教坛、讲坛、媒体和祷告会，选举那些禁酒人士做立法 者。选出之后，在立法委员会开会之前，用同样的方法，让他们的选民告诉这些立法官 要投票赞成公立学校的禁酒教育。这项工作必须广泛系统地展开，以使每位立法官在选 民面前感到这种压力。[7]（p107）
    这实际上就是压力政治的方法。她们在立法会、投票站等有关禁酒场合散发传单，还 利用孩子们给反禁酒人士唱禁酒歌等。
    WCTU甚至要建立一座女性纪念碑即WCTU大厦，它只允许妇女投资。妇女禁酒出版社也 只允许妇女控股和雇佣女工。这在19世纪是十分特别的。《联合会信号》也由妇女编辑 出版。它还成立了一座全国禁酒医院，其董事会由妇女组成。它也帮助建立和资助妇女 的机构，如儿童看护中心、“失足妇女之家”等。所有这些活动都扩大了妇女的生活空 间。
    禁酒运动中涌现了许多杰出的妇女领导人，威拉德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有人对威拉 德作了这样的评价：
    她的语言具有杰出的雄辨力和简洁性。她谈到了她对妇女伟大“禁酒圣战”的需要的 认识。她所描绘的图画中有十分动人的地方，使得即使是男人都落泪了。她曾作为一所 女校校长。她十分优雅，具有很好的修养，挺拔优雅的身材，椭圆的脸，浓密的棕发， 清晰银铃般的嗓音使她成为十分有力的演讲者。她是我在公众场合听到的第一位妇女演 讲者。[14]（p45）（注：威拉德的演讲才能受到当时社会和后世许多学者的称赞。参见Ri chard W.Leeman,“Do Everything”Reform:the Oratory of Frances E.Willard（NewYork:Greenwood Press,1992）。）
    日后，人们反复提及圣战的影响。比如，有人说它“引导我走出个人片面的追求，和 人群一起来到歌剧院、监狱、工厂、商店，又来到教堂、学校、大学讲坛”。爱利莎· 斯图瓦特（Eliza Stewart）在1889年写道：“渐渐地，那些祈祷的妇女出色地领导起眼 前的工作。不久，那些从未梦想她们拥有这些才能的妇女也在教坛和讲台上用滚烫的话 语打动千万听众。”1889年，《联合会信号》社论称，圣战“为妇女在教堂的工作带来 革命性的变化。男人渐渐认识到，在妇女逐渐开启的唇舌上看到神意并遵从神意”。
    1873-1874年圣战的确影响到很大一部分保守中产阶级妇女的改变。它给了她们一种新 的身份感、一种公众力量、一种在公共论坛的尝试。这场运动大大改变了妇女与社会的 关系。
    （三）女权主义思想的表达
    女权主义（feminism）或女权主义者（feminists）虽然是19世纪妇女运动史家所关注的一 个重大问题，但这并非这一时期妇女使用过的词汇。当时从不用这样的词来描述那些旨 在“提高”妇女地位的团体或运动。这两个词源自法语，直到20世纪早期，它们才在美 国开始使用。它们常指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指女性的特殊性，为一些妇女权利提倡者 所使用。这里使用女性主义主要是指当时妇女所提倡的“困境中的权利”，进行法律或 社会改革来达到妇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男女平等。
    还在内战前，禁酒妇女便已提出了“困境中的权利”[18]（chapter 1）。禁酒妇女小心 地把她们的演讲当成“禁酒”演讲时，有时也很温和地申明这是为了受苦的女人和孩子 而不是为了她们自己的权利，她们在推动平等权利上是遮遮掩掩的。通过描述妇女，或 者是夸张妇女的痛苦境遇，禁酒妇女找到了女权主义要求的合法性（注：克拉瑞那·尼 可丝（Clarina Howard Nichiols）说：“允许一种不公正的偏见反对妇女权利，将是再 糊涂不过的。我指出了男人的权利和女人的困境，以及女人无权与女人无助之间的因果 关系。我指出这种联系是为了呼吁为禁酒而制定法律。通过这种联系，我可以解除这种 偏见，并赢得禁酒和平等权利两者的明智支持……我让我的听众相信，我不是来自她们 谈论妇女权利的，我并没发现，妇女在这件事上有什么权利，她们只是逆来顺受，死得 无声无息。但我曾说过男人的权利和女人的需要。”Carol Mattingly,Well-TemperedWomen，第16页。）。妇女对法律权利的要求开始是源自于对禁酒的需要，其中妇女投票 权和妇女离婚权是19世纪最激进的女权主义要求，因为它是对男性在政治领域垄断的最 直接的挑战（注：布鲁莫（Bloomer）说：“我们不能同意让妇女在禁酒问题上保持沉默直 到她们得到投票权。我们有很强的信仰，在禁酒节节胜利之中，妇女应该允许投票权， 我们有强烈的希望，这个权利几年内就可以获得。我们感到这一天的到来还太遥远了， 她们不能把全部的希望和努力放在这个问题上。让她们全心全意到这个工作中来，当她 们要求完全禁酒的法律的同时，让她们也在其他统治她们的所有法的制定中获得自己的 声音。”布鲁莫坚持：“我们相信，给酒鬼妻子的教育，给她们灌输了一种义务--树 立她可以效仿的天使般的令人羡慕的榜样--这种教育一直继续并加重酗酒带来的犯罪 和邪恶。酗酒是离婚的基础，每个嫁给酒鬼的妻子都应解除与丈夫的婚姻关系，如果丈 夫不愿意，法律应强制他，特别是他有小孩的话。”Carol Mattingly,Well-TemperedWomen,pp.26-28.）。此时禁酒妇女还没有接受如此激进的观念，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 ，它得到越来越多的妇女支持。
    WCTU对平等权利的要求也开始于对酒鬼的控诉。但后来，她们的态度开始转变，“圣 战者只为受诱惑的丈夫、儿子而工作，但17年后，所有的工作都朝着妇女解放的方向而 不是酒馆的铲除”[14]（p102）。具体说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妇女选举权。
    据研究，威拉德参加禁酒组织最初很可能不是为了禁酒，而是妇女权利，禁酒只是为 她提供了工具而非目的。早在1868-1870年间，她就已投身“妇女问题”。1871年，她 做了《新骑士》的公开演讲，内容就是有关温和的女权主义主张。她曾参加美国妇女协 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Women），并当过主席。当然，威拉德也是真诚参加禁酒 改革的。开始时，她的表达很含蓄：“妇女出于本能和教育，忠于上帝，忠于国家，她 们应在投票中表达心声。在这些地方，安息日和《圣经》正遭到外国人的损害。”她写 道：“我头脑中天生一个想法，我相信是上天的旨意，你要为妇女投票权说话，让它成 为保卫家庭不受酒诱惑的亲人不受酒的暴行伤害的武器。”但由于威顿米尔的反对，她 的观点并未很快得到支持。
    威拉德转而从家庭和妇女选举权之间找到联系。她曾说：“美国的妈妈们、女儿们应 在决定她们家旁边的酒店大门是开是关的问题上表达意见。”[14]（p56）1876年10月， 在妇女全国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保护家园选票”主张，支持妇女选举权，“WCTU寻求 投票不是为了任何自私的目的，要求这一权利，仅仅出于家庭利益，家庭一直是妇女神 圣的福祉”。此时，威拉德与威顿米尔达成妥协，WCTU同意在酒馆许可的事情上，通过 请愿加以影响，并开始这一工作。1877年，伊利诺州WCTU给州立法会递交保护家园请愿 书，并最终取得18万个签名，尽管它被立法会搁置，但在WCTU中影响很大。在地方组织 中，有几个州已通过立法给妇女赢得有限的选举权。
    威拉德的思想在这之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在1892年的演说中，她提出了妇女自然权利 的观点，“我越思考这个世界及世界事务的管理方式，我就越感到民主时代投票权是美 国对自己保卫其公民并发表意见的权利的认识”。在一些地方上的WCTU中，此类论述甚 至出现得更早，如亚利桑那一名代表称：“妇女被排除在自然权利拥有和行使之外，对 整个人类来讲是一场灾难……妇女的投票权对禁酒的推动是十分必要的、十分迫切的。 ”支持妇女选举权一直是争议最多的工作，它导致许多人离开组织，但大多数人接受了 它，至少愿意在工作计划中保留它，妇女对它的兴趣也渐渐增加。
    第二，家庭平等权利。
    首先是家庭地位的平等问题。1886年，《联合会信号》中写道：“你的妻子有权享有 你的收入。那是你的，也是她的……对妻子的吝啬不仅是吝啬，而且还是不正义的。” 关于婚内妇女对自己身体的权利，她们呼吁法律保护，“应同意妇女有权在婚后与婚前 一样拥有自己身体的控制权，这一权利现在从法律和风俗上都遭到拒绝，由此最可耻的 暴行在各个时代都发生过和发生着”。
    其次是有关离婚法的问题。尽管禁酒妇女坚持家庭完整，不提倡离婚，但主张除外遇 作为离婚惟一理由外，应加入酗酒作为离婚的理由，并直指离婚法的不平等：“现在人 们承认离婚最早形式是所谓母权制，就是离婚权完全在妇女手中，丈夫没有对孩子的权 利，后来发生了变化，完全倒转了这一事实，而将所有家庭权利置于男人手中……（WCT U）离婚委员会不代表上述关于离婚权应归谁的观点。这惟一的目的便是为了公正起见， 让妇女应在离婚法中有平等的权利。”[15]（p135）
    第三，妇女的社会地位和角色。
    首先是两性关系。它由妓女问题引起的。威拉德很早就曾抨击两性关系的不平等，指 责法院的不公正，“法院法官的惊人的不平等……因为在那些法庭上，男人的证词不会 因为男人是个花花公子而宣布无效，但如果女人失贞，她事实上就不能作为证人，除非 她的证词是支持男人的……”。由此，她大力提倡平等的两性关系，“在远古时期，我 们有母权制，有母亲统治，现在我们已有漫长而痛苦的父权制，由父亲统治，但我们开 始看到两性统治（Amphirate）的曙光，或曰父母共同统治世界”[15]（p126，137）。
    其次是对妇女参加社会工作的要求以及更好的工作条件的要求。1893年，《联合会信 号》要求立法保护工业妇女工作条件，“看到那些女孩，几乎被套住脖子，只穿着一种 松松垮垮的披风，一天到晚跑得像种马一样，是多么可怕……这种艰难奴隶般的工作把 这些妇女引到酒馆……”[14]（p112）1883年，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示工厂妇女儿童 的压迫。其中一篇关于《缝纫女工的正义》文章写道：“我和那些做衣服给我穿的妇女 是什么关系？这可能是所有妇女能思考的最有益的问题，当然它引导人们去认识一个事 实……令人震惊同情……如果除去愤慨和同情以外，人们决心推翻一切直到贫困、工资 低下、吃不饱穿不暖的人们得到所付出劳动的正当工资，结果会很有意义……这当然不 要费心去想就会发现这个事实，做衣服的人以低廉价钱卖出，她们所得到的是漫长工作 时间的最少报酬。”[15]（p139-140）
    1896年，她们甚至提出同工同酬的思想。“全国有一种情绪，认为上幅画的标题[同工 同酬]表达的乌托邦的情况已经达到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今天妇女已经爬 上了较高位置，但她们中极少人，即便在学校里，能够在相同位置上得到的与男人一样 多。”[18]（p166）“男人做同样的工作要更高的工资是因为他们有妻儿要供养，但一些 妇女也有丈夫孩子要供养。”[18]（p166）
    总的说来，WCTU对妇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正如弗兰西斯·威拉德对圣战影响的评价 中所说的：第一，妇女“走出教区樊篱”，并“打破派别界限”。她们愿意在这个问题 上与任何人联手，构成为美国清教主义的新生力量。第二，妇女直面她们从未面对的生 活，并卷入她们从不熟悉的家庭生活以外的公共生活之中。她们首先关注穷人和弱者， 使妇女禁酒运动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第三，圣战“教会妇女有处理事物的力量，教会 她们用公众语言塑造公众意见，为共和国妇女选举权的需要，它打开了千万妇女的眼睛 ，使她们为了家庭和国家的利益，担当起她们可能不会自己寻求的公民的责任。”第四 ，它表明中产阶级妇女如何将日益增长的闲暇时间用在积极而有益的事情上。[14]（p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