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19国委员会为了缓和同日方的矛盾，在上海和日内瓦同时展开频繁交涉，以促使中日双方取得基本一致。4月30日国联重开全体大会，通过了19国委员会拟定的上海停战决议案。该决议案共计14点，其主要内容除重申国联3月4日及11日大会决议案外，强调日本必须履行将其军队撤至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区域，一如1月28日以前原状，并进一步“在最近之将来”从上海完全撤退，否则不能认为国联决议已被遵行。决议案还规定了共同委员会监督协定履行的职权范围等事项。中国方面“鉴于国联决议案将对方层层缚住，故虽无固定日期，亦无妨碍”，遂表示接受。（54）日本方面虽然以对引用盟约第15条持保留态度而投了弃权票，但声明并不反对该项决议，愿以不投票自行拘束。（55）这样，中日双方都作了部分妥协。
    国联大会结束后，上海会谈进展甚速。5月5日《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即淞沪停战协定）由中日双方代表在上海签署，英、美、法、意4国公使作为见证人也在协定上签了字。协定规定：从5月5日起，双方军队应“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战斗行为”，日军应在1星期内开始撤退，4星期内撤退完毕，恢复1932年1月28日事变以前之原状；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点，由英、美、法、意4国代表同中日双方代表组成共同委员会，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的移交事宜。协定还有3个附件（56），附件一规定了中国军队驻扎之具体地点，附件二规定了日本军队暂驻及可使用之地区，附件三规定了共同委员会的组成及权力等项事宜。在《淞沪停战协定》公布的同时，5月5日还以英文发表了中国方面的3点声明：1，对于中国军队留驻其现在地位一点，声明“双方了解，本协定内，对于中国军队在其领土内之调动，并不含有任何永久之限制”；2，对于“日本军队撤退”一点，声明“日军暂驻区域内之市政行政权，包括警察权在内，仍由中国当局行使之。日军之暂用该项地点，于上海市政府之工作，不得有任何妨害”；3，对于“中国警察立即接管”一点，声明由中国“自动设置特别警察队”，接收日军撤退时的移交事宜，以维持邻近上海租界之撤兵区域内的治安与秩序。（57）《淞沪停战协定》除正文及上述声明外，还盛传有3项重要谅解：一是中国方面同意取缔抗日运动；二是第十九路军换防，调离上海；三是中国同意在浦东和苏州河南部以及龙华对岸之若干地点不驻扎中国军队。这3项谅解虽无正式文字记载，郭泰祺也曾代表官方予以否认，但这些后来却都变成了事实。
    《淞沪停战协定》的签字，标志着国联调处一二八事变的结束。从表面上来看，上海的停战实现了，这似乎是国联调解工作的胜利，实则不然。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对国际和平的威胁，不仅没有因此而解除，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国联调解一二八事变的目的在于维护国联盟约的尊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起来的远东国际秩序。由于日本对上海的进攻对美国及英法等大国操纵的国联各主要会员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造成了严重威胁，并破坏了远东均势，于是，国联此时的对日态度比九一八事变时有了明显变化，采取了一些较为强硬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谴责和牵制了日军的侵略行动，使日本在国际上处于空前孤立的不利地位。这在客观上对中国军民在上海的抗战起到了配合作用。但是国联在调处一二八事变的过程中，虽然也认识到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是密切相关的统一整体，实际调处时却割裂了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的连带关系。早在事变之初，中国代表就请求国联把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强调上海与东北均为中国领土，反对把两者割裂开来，随后又多次提请国联注意日本在东北的动向。而国联因各大国在东北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对中国要求反应冷淡，任凭日本在东北扩大侵略而不愿采取有力措施。当日本一手扶持的伪满洲国宣告成立时，部分会员国代表提出东三省问题较之上海问题更为重要，希望引起大会重视。国联却以不使问题“愈趋复杂”为借口予以回绝。李顿调查团抵达上海后，中国希望其给日方正在东北的活动施加压力，但调查团却以未奉训令从事此项工作为遁词予以搪塞。可以说，国联的这些举动正中了日本的下怀，因为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的目的就是为了转移人们对东北问题的视线，以加强它在那里的统治。等到国联调查团到达东北的时候，摆在其面前的已是被日方精心安排好的局面，到头来受害的虽然是中国，但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也给国联的地位和前途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因为日本侵略者不仅仅要占领东北，而且要吞并全中国，并进而称霸世界。九一八事变后对东北的侵占只不过是它发动珍珠港事变和向英美开战的前奏而已。国联也终因无法制止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而威信扫地，从此便一蹶不振，形同解体。
    回顾国际联盟调处一二八事变这段历史，不论对于国联来说，还是对中国来说，都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当国联盟约及九国公约、非战公约遭到日本法西斯肆意践踏的时候，国联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如何制裁侵略者，以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秩序，而是以维护英美等大国的在华利益为基本出发点的，从而把列强各国的在华利益置于世界和平的大局和国际公约的权威之上。历史证明，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已政策，只能是放纵侵略，并最终把战火引到自己头上来，从而造成无法挽回的局势。对于中国来说，面对日本的侵略，利用日军侵华所形成的与英美等国的矛盾，通过国联的力量进行干涉，这无疑是必要的。但历史也同样证明，不是首先依靠本国军民的力量来抵御外侮，而是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大国和大国集团的干涉上，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到头来受害的首先是自己，这就是我们研究国联调处一二八事变所得到的一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