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七月，三藩荡平。清政府决定派大臣前往厄鲁特、喀尔喀，宣谕“武功底定”，同时，厚加赏赐，期望蒙古诸部能和睦相处，恭奉清中央政府，敬慎职贡。康熙谕令使臣，在交授敕书和赏物时，不必拘于朝廷礼仪，可以随俗用蒙古礼，尊重其习俗。同时，将“尔等所言，彼等所言，及一切传闻事件，俱备录来奏”。要求使臣慎言慎行。与厄鲁特汗、喀尔喀汗交谈时，“勿致失言”。（31）内大臣奇塔特奉命前往噶尔丹处，在给噶尔丹的敕谕中，康熙特别强调“尔噶尔丹博硕克图汗，自尔父先历世相承，虔修礼好，敬贡有年，延及尔身，笃尽悃忱，往来不绝，殊为可嘉”。对噶尔丹之礼敬清廷大加称赞，故当三藩平定之际特遣大臣侍卫等重要官员前来，颁赐重赏，希望噶尔丹“惮心敬顺，以副朕柔远同仁，协和万邦之意”。（32）不要起衅事端。奇塔特返回北京后，向康熙奏报与噶尔丹相见的情形。噶尔丹问：“闻中国有寇贼，今已平定，信乎？”清廷本为底定三藩之乱而遣使告捷，噶尔丹却仍持怀疑态度，意在探听虚实。清使答曰：“比年曾有寇盗窃发，我皇上仁慈，恐用兵扰民，故渐次收服者有之，剿灭者有之，今已底定矣”。（33）清使又说：“若似尔地旷野，何至持久也！”（34）隐然警告噶尔丹倘若叛乱，定然速行剿灭。噶尔丹不复再问。
    （三）、噶尔丹袭杀其岳祖父和硕特鄂齐尔图汗，并有其部。鄂齐尔图汗子衮布阿喇卜坦、侄济农等逃奔至宁夏、甘州边外。前已述及，噶尔丹以追索和硕特为由，欲逞兵青海。故衮布阿喇卜坦与济农等在甘州边外，噶尔丹随时可以找到借口而逞兵。妥善处理衮布阿喇卜坦和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以杜绝噶尔丹寻衅滋事，对稳定西北局势，颇为关键。为此，康熙虽有意抚恤衮布阿喇卜坦等，但却多次遣人告噶尔丹，衮布阿喇卜坦等如系厄鲁特所属，则应收取，不然清政府将“伊等归并一处，安插于可居之地”。并将此决定告知噶尔丹和达赖喇嘛。噶尔丹每有攻伐，多假达赖为旗号，故康熙必令达赖知晓。康熙深思熟虑，为的是稳定西北局势，不给噶以借口生事。《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对此记述甚详：“皇上念其鄂齐尔图汗，职贡恪勒，故加意抚纳（衮布阿喇卜坦等），虽有劫掠之罪，亦贳而不治。仍畀以名号敕印，俾择善地而安插，兴灭继绝，不啻泽及枯骨矣；前既以此谕噶尔丹，兹复令达赖喇嘛为之度地定居，欲令耦俱不猜，且使噶尔丹不得借口为辞，更生嫌衅也”。（35）
    康熙步步周密安排，使噶尔丹不能制造借口逞兵于西北。这时喀尔喀蒙古右翼扎萨克图汗与左翼土谢图汗矛盾激化，康熙唯恐噶尔丹插手其间，发生变乱，决定派出大员调解两部纠纷。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二月，扎萨克图汗与土谢图汗关系日渐紧张，起因是，康熙元年扎萨克图汗旺舒克为部属罗卜藏台吉额林因私怨所杀，发生内乱。部民逃奔土谢图汗者甚众。康熙九年（1670年），清廷命旺舒克弟成衮袭汗号，收辑共部众。成衮向土谢图汗索还部民，“屡索不还”，于是成衮往诉于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认为“其变乱以来，（扎萨克图汗）子弟人民流入左翼者，俱应发还”。派人前往两部会盟，土谢图汗拒不参加。扎萨克图汗因而又多次上疏清廷，请求归还其部民。康熙决定调解两部纷争，避免兵戎相见，否则“生事互杀，交相战争，兵戎一起，姑不论人民困苦，即两汗亦岂能并存”。（36）已隐然指出噶尔丹的威胁，若战争一起，噶尔丹将插手，定然两汗俱伤。
    康熙二十三年二月，清廷派阿齐图格隆前往达赖处，令其遣使与清廷官员共同主持两部和议。同年，扎萨克图汗成衮卒，其子噶尔旦袭。达赖先遣巴陈布活佛为使，至归化城（呼和浩特）而途中病故。康熙命达赖喇嘛再遣一有声望者为使，特别强调“朕恐两翼不和，必致有攻战之患”。（37）希望速行解决纠纷。达赖再遣“无有尊于噶尔亶西勒图者”为使，康熙命理藩院沿途供给米面茶及食用羊支，以示对达赖所遣使人的重视。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四月，理藩院尚书阿尔尼等奉命前往喀尔喀，与噶尔亶西勒图喇嘛主持两部和议。康熙在给喀尔喀七旗的敕谕中，谆谆告戒：“尽释旧怨，将兄弟人民各归本扎萨克，令其协和，照旧安居。不但仰副朕命与达赖喇嘛之意，即尔七旗永无离散之苦、争斗之害，福禄所绥，亦无疆矣！”（38）八月十六日，阿尔尼与噶尔亶西勒图召集喀尔喀两翼汗及济农、诺颜、台吉等王公贵族，于枯冷白尔齐尔会盟，宣读康熙敕谕，令众人“言归于好”。两部贵族表示谨遵圣旨，说：“我等竭力谏诤（两汗），自当言归于好”。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扎萨克图汗沙喇说：“皇上令我等和睦，圣旨谆谆，所以开示愚昧者甚至，我等敢不祗遵”。（39）于是由理藩院尚书阿尔尼主持，两汗行相问抱见大礼；然后，两部台吉行相问抱见礼。二十三日，举行宣誓仪式，两部汗以下济农、台吉、寨桑六十余人，齐集达赖使者西勒图活佛和喀尔喀地区大活佛哲卜尊丹尼（土谢图汗之弟，名温都尔根格）前，悬挂佛像，设立重誓：“自今以往，当永远和协”。两部互相侵占的台吉人民，各归本主。和议达成，康熙甚感欣慰，谕曰：“喀尔喀左右两翼汗、及济农、诺颜、台吉等，俱遵朕谕旨，即行设誓和睦，可嘉！所司其知之”。（40）
    康熙始终坚持调解的方针，是因为只有喀尔喀两部和睦，才能不给噶尔丹以可乘之机，正如《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所说：“凡立国者，必先有内衅而后舛侮生。喀尔喀、厄鲁特，境壤相接，强邻洊食，已浸浸乎有不支之势，乃迷而不悟，兄弟阋墙，日寻干戈，内自仇敌。……皇上于其未败之前，先几洞烛，宣示诏书，劝谕婉切，欲使敦原在急难之义，以并力捍御，毋或骨肉相残，致为他人所吞噬也”。（41）
    然而，康熙这一深谋远虑的处置，只维持了暂短的和平。噶尔丹处心积虑寻衅，制造借口，加之土谢图汗与扎萨克图汗深埋于胸臆的积怨并未完全消除，不久，噶尔丹便在喀尔喀蒙古草原点燃了战争的熊熊烈火，一场统一与分裂的大决斗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