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需要辨明一个重要问题。即喀尔喀被击溃后，之所以举国南奔投向清庭，松筠在《绥服纪略图诗注》中，记述其过程是：
    “康熙二十七年，喀尔喀众议就近投俄罗斯，因请决于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胡图克图曰：‘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众欣然罗拜，议遂决，余在库伦时，有头等台吉格吉多尔吉者，乃额附椁多尔济之孙，年近八十，广记故实，此事乃其所述云”。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喀尔喀总叙》引录松筠的记述。研究此段历史的中外学者多从此说。但从前面已论述的喀尔喀南奔来看，所谓“众议就近投俄罗斯”，似无可能，原因是：
    其一，六月初七，初八日，喀尔喀溃败，十二日哲卜尊丹巴即向清廷告急求援。康熙当即表示“汝等果不得已来归，当收而养之”。（62）清政府接纳喀尔喀来归被视为当然，是因为早就建立了臣属关系。
    第二，从六月初八至十二日，土谢图汗与哲卜尊丹巴二人并不在一起，一退翁音，一奔车臣汗境，兵荒马乱，喀尔喀台吉部众惊惶南奔，故由哲卜尊丹巴主持“众议”之说，显然不可能。
    第三，八月初，土谢图汗集结军队与噶尔丹决战，喀尔喀台吉率部参战。土谢图汗请兵于清政府助讨噶尔丹，奏言：“今噶尔丹兴兵攻我，事势危急，我兵虽少，且与噶尔丹一战决之，恐不能御，伏乞天朝发兵救援”。（63）
    第四，土谢图汗抗俄态度坚决，噶尔丹突袭之时，正在与之作战，故危难之际也不可能投俄罗斯。
    总之，喀尔喀遇难便向清政府求援，而后南来，是由于早在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喀尔喀就与清建立了“九白之贡”的臣属关系，故张鹏翮在《奉使俄罗斯行程录》中称之为“塞外雄藩，地大人众，在中国习闻之矣”。其为“塞外雄藩”已是众人共知，年代久远，这就表明，喀尔喀之所以南来，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清进一步发展的必然。
    （六）、喀尔喀溃败后康熙再次调解的失败
    从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初至八月的两个月时间内，噶尔丹军狼奔豕突，横扫漠北。哲卜尊丹巴和土谢图汗率溃败的喀尔喀部众南来，进入苏尼特卡伦内外，为防噶尔丹追袭，内蒙沿线吃紧。康熙根据噶尔丹骑兵飘忽不定，奔袭作战的特点，命令内蒙沿线加强戒备。张诚写道：“陛下命令，从辽东至长城之末的全部臣属于他的蒙古王爷都拿起武器，在边境上安营驻守。另外还派了部分御林军，在一些王爷的统率之下，开往长城一线的重要山口之外，准备挫败厄鲁特人的进犯，如果他们胆敢进犯中国的话”。（64）哲卜尊丹巴等所在地苏尼特卡伦内外，是防卫的重点，张诚看到：“由于厄鲁特人与喀尔喀人之间的战争，陛下已经将这里的人全部武装起来了”。（65）侍郎温达奉命率兵一千五百，以二百护卫哲卜尊丹巴，一千三百人往戍瀚海，以备噶尔丹追兵。哲卜尊丹巴深为感激，奏言：“圣上向来恤我，感刻五内，我亦仗天朝以自存。今又蒙如此洪恩，何能酬报，惟有旦夕颂祝而已”。（66）为了确保苏尼特防备无虞，康熙又命安亲王岳乐、简亲王喇布（二人均为平定三藩之主帅），各率军赴苏尼特卡伦驻防。七月，康熙巡行边外，八月，在苏尼特巴颜沟接见由喀尔喀返回的中国使团钦差索额图等及翻译张诚、徐日升，询问消息。
    九月，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率喀尔喀部众向清政府请降，形势因之一变。噶尔丹倘若肆无忌惮穷追此二人，必将进入内蒙，清廷自然不能坐视。狡诈过人的噶尔丹，一时尚不能贸然南犯，而又必欲得哲卜尊丹巴与土谢图汗，于是施展伎俩与康熙周旋，康熙则籍此进行调解，希望噶尔丹能“罢兵修好”，喀尔喀能返回故土。
    康熙命侍卫阿南达、喇麻商南多尔济前往噶尔丹处。噶尔丹对二人说：“（清使）谕我以礼法，我甚喜悦，我并无自外于中华皇帝，达赖喇嘛礼法之意。”声称自己是中华皇帝的臣属，并以贸易事相请，以示善意。同时，又竭力为自己残破喀尔喀辩护，说：“今若灭此，想中华皇帝与达赖喇嘛之心，亦得安矣”。（67）噶尔丹貌似恭顺，实则阳奉阴违。康熙决定不放弃再一次调解的可能，敕谕达赖喇嘛派一高僧与清廷所遣大臣，召集噶尔丹与土谢图汗等“大集会阅”，由土谢图汗自陈其过，“永议和好”。土谢图汗以难与噶尔丹亲会自陈。康熙体谅其苦衷，想出一折衷办法，一面敕谕噶尔丹，“将土谢图汗背盟兴戎之过，一一申明”。一面命达赖遣使告噶尔丹，令其息战罢兵。康熙在给达赖的敕谕中说，由于土谢图汗袭杀扎萨克图汗，又杀噶尔丹之弟多尔济扎卜，因而两部兴兵，“朕不以之责噶尔丹也”。如今喀尔喀已请降，已予收养，“朕欲使厄鲁特、喀尔喀，尽释前怨，仍前和协，各守地方，休兵罢战”，（68）望达赖遣使往谕。在给噶尔丹的敕谕中，康熙明白指出，两部战争“其过在喀尔喀，不在尔也”。“朕欲尔等解释前仇，互市贸易，安居辑睦，永息战争。”（69）理藩院尚书阿尔尼、一等待卫阿南达前往噶尔丹处颁给敕谕。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八月初七日，阿尔尼一行抵达噶尔丹驻地。噶尔丹仔细询问哲卜尊丹巴现住何处，又反复盘问与俄国谈判的中国使团为何带兵至喀尔喀境？屏人于其庐帐中告阿尔尼曰：必得土谢图汗和哲卜尊丹巴，“前此再三陈奏，为此两人耳！”阿尔尼婉言相劝，说：“哲卜尊丹巴、土谢图汗等，穷迫亡命来归（清廷）。……圣上明鉴，久已晰彼之曲，谅尔之直，始降敕书，谕止战争，仍旧和好，尔又何必屡以此事为言耶！”（70）越日，噶尔丹遣大将丹济喇告阿尔尼曰，达赖喇嘛使者与伊拉古克三、商南多尔济（此二人为康熙派往达赖处谕达赖遣使噶尔丹）将至，“如达赖喇嘛所言之事，若与敕谕相同，我自无他说也”。（71）然而，达赖与执政的第巴偏徇噶尔丹，与康熙之旨意相悖，遣使者至京密奏：“达赖喇嘛令奏圣上，但擒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畀噶尔丹，则有利于生灵。此两人身命，我当保之”。（72）康熙断然不允，说：“擒二人而畀噶尔丹，是偏于一家矣！”（73）由于达赖的支持，或早有默契，噶尔丹拒不奉诏。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正月，噶尔丹又复肆掠喀尔喀地区，气焰嚣张，漠北形势再度紧急，战争大火因之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