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用儒家观念中的“天”来称呼犹太教所崇拜的“雅赫维”。在开封犹太人留传下来的几块碑的碑文中都以“天”、“上天”、“真天”、“重天”、“敬天”、“天道”、“天心”、“告天”、“天命”来称呼万物之主。尤其是弘治二年碑和康熙二年碑中都至少有六七处提到“天”。曾经到开封进行实地调查的耶稣会士骆保禄（Jean Pawl Gozani）在其书简中写道：“对于他们（即开封犹太人）来说，埃洛希姆（Elonim）、阿特乃（Aaonai）、活的和真正的上帝等，所有这些名称，他们仅用汉文中的‘天’来表示，别无他称”。（15）不仅如此，开封犹太人在对“天”的解释上也明显儒化，如“恩其天者、轻清在上，至遵无对。天道不言，四时行而万物生。观其春生夏长，秋敛冬藏，飞潜动植，荣悴开落”。（16）这样一来，一易乐业教所崇拜的真天与儒家观念中的“天”就区别甚微了，而天国里神的混同，正是民族融合的标志之一。
    其次，用儒家的纲常伦理来解释一赐乐业教教义。如明弘治二年的《重建清真寺记》碑上写道：“愚惟三教，各有殿宇，尊崇其主。在儒则有大成殿，尊崇孔子。在释则有圣容殿，尊崇尼牟。在道则有玉皇殿，尊崇清。在清真，则有一赐乐业教，尊崇皇天。其儒教与本教，虽大同小异，然其立心制行，亦不过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交朋友，而外于五伦矣。噫噫！人徒知清真寺礼拜敬道，殊不知道之大原出于天。”明正德七年的《尊崇道经寺记》碑进一步阐述道：“尝谓经以载道，道者何？日用常行，古今人所共由之理也。故大而三纲五常，小而事物细微，无物不有，无时不然，莫匪道之所寓。然道匪经无以存，经匪道无以行。使其无经，则道无载，人将贸贸焉莫知所之，卒至于狂谈而窈冥行矣。故圣贤之道，垂六经以诏后世，迄于今而及千万世矣”。“然教是经文字，虽与儒书字异，而揆厥其理，亦有常行之道，以其同也。是故道行于父子，父慈子孝。道行于君臣，君仁臣敬。道行于兄弟，兄友弟恭。道行于父妇，夫和妇顺。道行于朋友，友益在信。道莫大于仁义，行之自有恻隐羞恶之心。道莫大于礼智，行之自有恭敬是非之心。道行于斋戒，必严必敬，道行于祭祖，必孝必诚。道行于礼拜，祝赞上天。”由此可见，古代开封犹太人所阐发的本教教宗与儒家经典上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序），朋友有信，”（17）以及众人皆知的“三纲五常”如出一辙。正如英国学者宋奈雷（Song Nai Rhee）所说的那样：“开封犹太人一直把五伦（五种关系）、三纲（三种社会约束）和五常（五种永恒的道德）等儒家原则当作自己的伦理规范加以强调，同时还用天、上天、上帝和道等儒家伦理术语来描述自己的神”，“通过对儒家经典广泛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了一个与犹太教并不同的、有高度组织的伦理制度。犹太儒生意识到犹太教与儒教相同，因此，为他们的儒化合理性找到了一条理论根据”（18）。
    最后，从犹太清真寺的结构、布局、风格，特别是寺内设置等方面也明显地体现了希伯来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交融。如步入清真寺的大门，就有一座15英尺的牌楼，上有“敬天祝国”四个大字。进大门后在一院落的二门上有这样一幅儒学味十足的对联：“自女娲嬗化以来西竺钟灵求生天生地生人之本，由阿罗开宗而后中华衍教得学儒学释学道之全。”清真寺的大殿分前、后殿，前殿名为“至清殿”，后者名为“至教堂”。不仅大殿的名称颇具中国角彩，而且殿内布置了许多儒学味极浓的对联，有些出自犹太名人之手。如至清殿的窗旁挂着一幅文林郎宜良令赵映斗所题的对联，内容为：“识得天地君亲师不远道德正路，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灵圣源头。”在清真寺内最神圣的地方，不仅置有“摩西椅”，而且在高椅之后设有万岁楼，供有“大清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万岁牌”，以表达他们“受君之恩，食君之禄，惟尽礼拜告天之诚，报国忠君之意”。（19）可见，开封犹太人中的一些代表人物为适应中国社会，改革了自己的宗教，而宗教的儒化必然导致开封犹太人与当地社会相融。
    第二，从14世纪开始，一些犹太人知识分子热衷于科举制度，醉心金榜题名。
    国内外学者在探讨开封犹太人被同化的原因时，莫不注意这一现象，即开封犹太人中有不少人通过读孔孟之道，循科举之路而出人头地，甚至成为官宦之辈。以明代为例，犹太社团中中进士、得功名的人就不乏其例，详见下表。（20）
    明代中国犹太士大夫题名表
    姓名学位官职宦游地方备考
    俺城锦衣卫指挥都指挥佥事浙江省 永乐皇帝赐姓赵
    高平贡士知县南京徽州府歙县
    艾俊举人德王府长史德州
    金口 光禄寺卿 北京居住宁夏
    金胜金吾卫千兵未详居住宁夏
    金钟生员未详 弘治二年《重建清
    真寺记》碑撰文者
    左唐进士布政使司参议、参政广东 正德七年《尊崇道
    经寺记》碑撰文者
    艾田举人 学官
    艾应奎周王府医官开封
    张美平垣营游击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