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犹太人经过艰难旅行来到开封时，中国皇帝恩准他们“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30）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中国朝廷对犹太人一直奉行宽容政策。这是因为，历史上的中国不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国家，不象一些宗教国家那样奉行宗教扩张政策，以吸引异教徒改归本教为最终目的，更不存在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传统。中国朝廷对待各种宗教信徒的态度是，只要不违抗皇权，均可得到礼遇。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就是一位颇为开明的皇帝，他把佛教的释加牟尼、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基督教的耶稣和一赐乐业教的摩西遵为世界“四大先知”。中国史籍中没有任何资料能说明开封犹太人曾遭受迫害。关于这一点已为大多数严肃的学者们所承认。如美国学者波拉克（M·Pollak）在其英文版的《明清官员、犹太人和传教士》一书中就认为，在中国没有任何统治者把犹太人作为迫害对象，他们从未受过奴役。但也有个别外国学者出于主观臆想，仍把反犹主义的存在作为中国犹太人被同化的原因之一，如宋奈雷就曾经说：“反犹主义作为一个可能的原因还没有排除。但由于缺乏证据，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主要原因来处理”。（31）这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猜测。如果中国朝廷真的排犹，那么，开封犹太人何以能参加科举，谋取仕途？他们何以能自由选择职业，在各个领域大显神通？那么也就无法解释下面这一现象的出现，即“求观今日，若进取科目，而显亲扬名者有之。若布列中外，而致君泽民者有之。或折冲御侮，而尽忠报国者有之。或德修厥躬，而善著于一乡者亦有之矣。逮夫农耕于野，而公税以给。工精于艺，而公用不乏。商勤于远，而名著于江湖。贾志于守，而获利于通方者，又有之矣”。（32）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犹太民族作为一个离开故土、四处飘泊的民族，他们的经历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在宽容平和的气氛中，犹太社团才会繁荣发展，犹太文化才会出现黄金时代。但正是在这种宽容的气氛中，犹太人往往容易淡化甚至消除对外界社会的防范心理，容易放弃本教的清规戒律与风俗习惯，而出现与主体民族相融合的种种趋势。与此相反，当外界社会为了使犹太人改宗而采取种种压制与迫害的手段时，又往往产生一种适得其反的结果，即犹太人更想方设法固守自己的传统，坚持自己的信仰，这无疑又加深了犹太人与当地居民的隔膜与矛盾。例如，公元前334年，当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历史进入了“希腊化时期”的时候，由于当权者的宽容，在亚历山大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犹太社团，成为当时除巴比伦、巴勒斯坦之外的犹太文化和精神中心。亚历山大死后，埃及成了托勒密王朝统治的中心，这一王朝认为犹太人是奇特的“哲学家民族”，在伦理道德方面具有优越性，所以允许犹太人自由从事宗教活动，遵循自己的风俗习惯使亚历山大犹太社团在100多年间兴旺发达。在犹太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七十子希腊文本》就在此问世。可正是在这样的宽容气氛中，犹太社会却明显地分裂成两个阵营--愿意接受希腊文化的上层知识分子和固守传统的下层人民。不仅如此，这时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中还出现了一股强大的企图融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于一体的思想潮流，以政治家兼思想家斐洛（33）为其代表。这种政治潮流无疑加剧了犹太社团的分化及其与希腊化国家的融合。可是，当塞琉古王朝兴起并占领了巴勒斯坦之后，为了加速推行希腊化政策，对犹太人实行强迫改宗，不仅宣布犹太教为非法，并且还屠杀犹太人。这一过激的举动不仅没有达到把耶路撒冷改成希腊化城邦的目的，反而激发了犹太人的民族意识，爆发了著名的“马喀比起义”，经过3年激战，不仅粉碎了塞琉古王朝的希腊化政策，而且得到了信仰自由，犹太民族的凝聚力进一步加强了。可见宽容带来融洽，而压迫只会导致对立与反抗。又如在中世纪的欧洲，封建统治者为犹太人设立了许许多多的“格都”，每一个“格都”都是与众不同的微型国家，与当地的社会生活隔离开来，反而助长了他们以上帝“选民”自居的强烈排外心理。而开封犹太社团面临的却是一种完全相反的宽容局面，正是在这种不加限制的“温和”气氛中，开封犹太人消除了与当地居民在心理上的猜疑与障碍，从而为自然同化创造了条件。当然，与欧洲的“格都”相比，开封犹太人还面临着不利于他们维持犹太属性的孤立处境。“格都”栅栏里的犹太社会虽然常常遭受岐视与迫害，但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团体，他们与其他地方的犹太社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拉比死后有理想的继承人，从而严格地维持着犹太教传统。“特选子民”、“应允之地”等观念在他们心目中根深蒂固。而开封犹太社团“在16世纪之前，他们还与波斯（西域）保持联系，可以从那里获得经卷和官拜书”。（34）但此后，他们与外界的联系逐渐减少，特别是随着中国封建社会“闭关自守”政策的推行，开封犹太社团进一步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1605年当利玛窦与艾田会面之后，曾派人给开封犹太清真寺的掌教送去一封信，那位年事已高的掌教在回信中表示愿意将清真寺交给利玛窦管理。掌教的这一心愿一方面是出于对利玛窦的敬重，但更为关键的原因是开封犹太社团已缺乏合适的掌教继承人。后来，又有3位开封犹太人去北京拜访利玛窦，声称自那位掌教去世后，开封犹太社团中已无人再懂希伯来文了。1723年8月18日宋君荣（P·Antoine Gaubil）在其书简中也写道：“我想亲自去看一下他们（即开封犹太人）是否懂希伯来文。这些人告诉我说他们不知有多长时间就没有来自西方的‘师傅’了，也承认自己丝毫不懂希伯来语法和《圣经》的长篇大论，更不懂他们所有的《密西拿》，甚至也不懂《圣经》的历史”。（35）事实上，到了清代，开封犹太人不仅得不到外部教友的支援，而且社团内部的分化现象也日益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