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鲁门考虑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时，民主党的党派利益起了重要作用。美国籍的犹太人中，富豪甚多，大多集中在东部。他们在选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统计，1945年，居住在美国的犹太人有五百六十万之多，其中65％居住在三个关键性的州，即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伊利诺斯州。（33）三州总共拥有一百一十张选举人票，约占1948年美国全国总统选举人总票数的五分之一。（34）由于这种利害关系，使这些州在1948年的总统选举中十分引人注目。民主党的竞选谋士们告诫杜鲁门：“如果不能满足犹太人的愿望，那么将会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投票阻止杜鲁门继任总统。这样就可能会因为一群犹太人不满总统的巴勒斯坦政策而决定了一次全国选举。（35）他们极力奉劝杜鲁门采取明确的支犹政策，以便讨好美国籍的犹太选民。如果这样做的话，民主党既可以获得足够的竞选经费，又能捞取决定选举胜负的选票。这样就使杜鲁门在处理巴勒斯坦问题时，常常面临两种抉择，要么按照民主党党魁们的要求去做，以顺应民主党在国内政治上的需要；要么听从国务院外交官们的劝告，仍然对阿犹双方采取所谓不偏不倚的政策。但是，每当这两种意见发生冲突时，杜鲁门一般是取前者。1946年7月，莫里森--格雷迪方案被提出时，正值美国1946年的秋季州级选举前夕。民主党纽约州的主席保罗·菲茨帕特里克警告杜鲁门：“要是这个计划付诸实施，民主党在今秋选举中提出的州候选人名单将会是毫无意义的”。（36）杜鲁门权衡了利弊之后，否决了莫里森--格雷迪方案。同样的情况出现在1946年10月4日杜鲁门发表赎罪日声明的时候， 当时杜鲁门不理睬艾德礼的再三恳求，也不顾国务院的极力反对，匆忙发表公开声明，支持一个非常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分治计划，杜鲁门如此仓促行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抢在共和党总统竞选人杜威之前支持这个分治计划，目的是为了争取美籍犹太人的选票。由于这个声明恰好在选举前一个月发表，民主党人为总统的声明在时机上选择得当而兴高采烈。纽约州的民主党党魁塞勒喜形于色，称赞杜鲁门“干得好”，认为此举很可能“在纽约州产生一个非常惬意的政治效果”。（37）杜鲁门对他的竞选谋士的话常常是言听计从，对国务院的多次掣肘却感到十分恼火，他在回忆录里继续发泄对他们的不满，他写道：“负责制订外交政策的是美国总统，而不是国务院的二、三流角色。而且，任何部、任何人都不容许破坏总统的政策……”。（38）事实证明确实是如此，在制订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时，杜鲁门没有真正被国务院的意见左右过。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届美国总统都在选举中遇到过捞美籍犹太人的选票问题，但是他们在制订美国的中东政策时，都没有象杜鲁门走得那么远。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传统政策是给予犹太人以克制的支持，这样既可以安抚美籍犹太人，又不致过份得罪阿拉伯人。战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迅速扩大，巴勒斯坦问题处理不当，会引起美国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对抗。杜鲁门对这种利害关系视而不见，除了他受到党派利益的制约以外，与他本人深受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不无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者反对认为个人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观点，但也不赞成抹杀个人对历史产生影响的做法。个人的作用有时会给历史的发展带来一些曲折，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是不乏先例的。因此，在探讨杜鲁门的巴勒斯坦政策时，也不应当排斥杜鲁门本人的因素。
    杜鲁门与犹太人的联系可以追溯到早年他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一段经历。堪萨斯城是美国西部犹太人比较集中的城市，这里活跃着一个名叫拜纳·伯利斯（Bnai Brith）的犹太人国际组织。这个组织1843年建立于纽约，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犹太人组织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青年杜鲁门在堪萨斯城的一家银行供职时，与该组织的一名成员，名叫埃迪·雅各布森的衬衫商邂逅。
    1917年，他们又同在一个炮兵团服役，遂使他们结为莫逆之交。通过雅各布森，杜鲁门又结识了这个组织的其他几个犹太人。战争结束后，杜鲁门在堪萨斯又与雅各布森合资经营一家衣帽店，一直到1934年。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雅各布森曾作过如下评论：他是一个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且向杜鲁门灌输这种根深蒂固的信念。（39）因此，杜鲁门早在成为总统之前就是一个犹太复国运动的同情者了。1939年，杜鲁门在参议院曾慷慨陈词，反对英国关于限制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白皮书。（40）1942年，杜鲁门又参加了美国国会中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巴勒斯坦委员会。1945年6月， 杜鲁门从他刚任总统的那一天起，就一把抓过美国巴勒斯坦政策的决策权，对这个问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在以后的整个过程中一直亲自掌管巴勒斯坦政策。（41）
    杜鲁门担任总统以后，雅各布森继续发挥他对杜鲁门的特殊影响。每逢关键时刻他就会出现在杜鲁门的办公室里。1946年6月， 英美联合调查委员会正在酝酿一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案，在此关键时刻，纽约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领导人阿瑟·兰利维尔特通过雅各布森的关系成功地说服了杜鲁门继续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立场。（42）1948年3月份，当杜鲁门在以马歇尔为首的政府官员的劝告下，放弃了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实行强行分治的计划，同时，马歇尔指令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向安理会提出托管巴勒斯坦的建议。因而阿犹分治的计划面临破产的危险。犹太建国会主要领导人魏兹曼在雅各布森的帮助下见到了杜鲁门。在会谈中，杜鲁门向魏兹曼保证：“他不会改变支持分治的立场，因为这是美国巴勒斯坦政策的基石”。（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