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原出访中国与“西原借款”
    西原第一次出访中国，是在寺内即将组阁的大正5年6-7月间。当时， 中国的政局由于袁世凯的亡故而动荡不安，西原把由此出现的军阀割据局面看成是干涉中国内政的极好机会。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我得到袁世凯死讯的时候，就再也按捺不住了。我感到要扭转日本的对华政策，此正其时。为此，必须首先自己亲自到中国去对情况做一番仔细的调查。”⑨寺内也同意让他“立即动身”。西原便迫不及待地带了寺内、胜田写给驻北京的板西大、小幡参事官和《顺天时报》社长龟井陆良的信件，专程来到中国。
    当时，中国所知道的西原只是日本的“大资本家或实业家、庸知金融界领袖”，然而他却是自称“奉寺内总理大臣之内命，来华谋改善国交，力图友好”。⑩这次西原之行，主要是为以后推行寺内对华政策先做一番实地考察，并为了拉拢北洋系军阀，准备向中国交通银行提供救济借款，再以此扩大经济渗入的范围。此行后，西原以朝鲜的经验为基础，起草了《在目前时局下的对华经济措施纲要》。它的要点是在东三省、直隶省、山东省控制中国的铁路和银行，并推广到全中国。主要是通过王道主义的手段来实现，但也附带了“在交通银行恢复业务的同时，即以保护原资金为名，在该行所在地派驻日本宪兵”的说明。西原认为“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地位甚为微弱，据闻比利时在华投资已达8亿以上，而我国尚不满5000 万元（东三省除外）。……况日本之财力远不如欧美雄厚，以此薄弱之财力，与欧美各国角逐，确保在华之经济优势，其唯一途径，实为日华货币之并用流通并辅以王道主义之贯彻实行。若此举得以实现，则日本之在华经济势力当可自然发展，以至百世不衰”。（11）这便道破了日本提供救济借款，是要与各列强角逐并争夺在中国的优势地位的政治目的。
    从这次西原之行不难看出，西原不仅是寺内内阁对华政策的推行者，而且从其借款活动开始，就是一个积极的策划者。
    西原第二次出访中国时，主要是同当时交通银行总理曹汝霖密谈所谓“日中两国密切合作的根本问题”。西原提出以“满洲”为重点，革新税制、开发实业、改革中国几种货币为世界通用金本位货币的方案以及整理财政、行政，增进人民福利的措施等。（12）西原诡称实行上述方案，可以促使中国产业振兴，日中贸易繁荣，两国获得经济上的共同利益。对此，西原认为这样做，日本也不必在中国驻军，更不必对中国抱有领土野心了，日中两国将“浑然融合，提携一致”。这就充分表明，西原的意图是将日本的经济势力从“满洲”推向全中国，用经济侵略的办法实现吞并中国的目的。
    西原为达此目的，提出向段祺瑞政府提供第一批借款。当时，由于军阀连年混战，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段祺瑞政府正处于财政拮据、到处挖掘财源的困境。而借款的条件规定，无需手续费，十足交款不打折扣，款项一律以金币提供，偿还仅以中国国库债券担保。这就资本主义借款来说，是从未有过的慷慨条件，对中国似乎有利。因此，段祺瑞政府便认为有利可图，欣然欢迎。这样，新交通系的曹汝霖、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便与西原和总统府顾问板西大佐勾结，接受了“西原借款”。大正6年1月20日，日本正式向段祺瑞政府提供500万日元交通银行借款。
    第一批借款达成之后，正时值德国对英、法、意等国发布在近海一定区域进行潜艇战的声明；美国为此与德国断交，并准备参战；同时由于美国的怂恿，中国向德国提交抗议书。西原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向胜田藏相、本野外相提出中国尽早加入协约国的必要性，并为此负任再度来华。显然，西原不仅热衷于借款，而且明显的要直接插手于中国的外交与政治活动。
    同年2月，西原第三次赴北京。他当即表示：中国政府“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与日本推诚合作，利用这五、六年的时间整顿国政，充实国力，提高国际地位，摆脱多年来欧美列强的压迫，日中两国同心协力确立东亚的永久和平，此乃千载一时之良机，乃不可失之交臂。寺内首相对此十分关注，希望能够实现。”（13）并附条件：“如果中国政府对德宣战，日本可废除中国所负担的约二亿元的庚子赔款；中国若改革现行关税，……日本将主动向各国提议，为促进上述目的实现而努力。”至于中国谋求政权统一等方面，日本都将予以援助。（14）这样，段内阁阁员以及副总统冯国璋等都准备接受日本意图。可是，由于德国的暗中活动，使南方派掀起反对运动。在国会和各省督军、省长之中也有多数人反对，认为从力量对比看加入协约国对中国不利，担心中国被日本侵夺而丧失主权。但经冯国璋的活动和西原的多方从中周旋，才使此事不得不分两步走。
    第一步，中国于1917年3月14日宣布对德断交。 日本以中国参加协约国为交换条件，提供第二次交通银行借款2000万日元，委托日本驻华公使处理。然而，第二步对德宣战问题又发生纠纷。按“约法”规定，参战必须经国会批准，但国会中占多数的议员反对，总统黎元洪支持国会意见，这样引起“府院之争”。黎元洪靠美国的势力先下手罢免段总理，可又受到张作霖为首的北洋军阀的指责，张勋又趁机以“调停人”的身份抵津，企图复辟帝制。中国政局混乱，段祺瑞下野的消息，使西原坐卧不宁，他立即向寺内提出：“必须让我再次前往中国”的要求。寺内因有不干涉主义的声明而犹豫不决。但西原却在山县公爵、胜田藏相协助下，化名山田宪三秘密离开东京抵天津，受到陆宗舆的欢迎，寄寓在曹汝霖家。这次，西原再谈借款问题，却着力于中国的政局。主要利用曹汝霖、陆宗舆、徐世昌、张勋等恢复段政权，实现他援段目的。这样，段祺瑞乘全国人民反对张勋复辟帝制之机再任总理，并通过西原回日本向寺内转达“将来一切施政，当按预定方针进行。……”中国政府终于在8月14日对德奥宣战。
    可是，中国的时局仍不稳定。孙中山8月29日组成广东军政府， 发动了反段运动，一度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洋政府内部，冯国璋与南方派主张和平解决时局问题，而段祺瑞则主张通过武力来统一中国。这样，段的亲日计划受到南方派和直系的反对，使“借款”也受到阻挠。公使林权助等外务省的部份官员和正金银行首脑等，因而对寺内的对华政策不满，甚至扰乱三银行的对华投资团与曹汝霖、陆宗舆等人的联系。这使寺内首相十分焦虑。不久，段被迫辞职，南方派也从北洋政府中分裂出去。寺内便派西原于1918年3月11日动身第五次出访中国。 西原利用冯国璋为形势所迫，假意让段祺瑞出任总理这一难得机会，进行频繁的幕后活动，致使段再度出任了总理，曹汝霖兼财政总长。西原此行还屡次与曹会晤，达成2000万元的电信借款协议，签字后西原便回国促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