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西原第六次登程访问中国。他这次出访，带了胜田藏相交给的一份预定在北京交涉的各项经济问题的商谈要领；寺内首相交给的一份由寺内亲笔拟定的题名为《借款问题及其它》的文件，其中记述对中国的各项经济案件及解决山东问题的要点，并要求“努力促其实现。”西原到北京后，仍与曹汝霖会谈。在其来华使命中，着手解决了日本向中国提供吉会铁路和吉黑金矿、森林二项借款。其他如：中国政府发行金本位、烟酒专卖、国营炼钢借款等，待西原把预先商定合同条文带回日本后再定。
    总之，自1917年1月20日至1918年9月28日寺内内阁的最后一天止，“西原借款”的概况为：
    1917年1月交通银行业务整理借款500万日元。
    1917年9月交通银行业务整理借款2000万日元。
    1918年4月有线电信借款2000万日元。
    1918年6月吉会铁路借款1000万日元。
    1918年8月吉黑金矿、森林借款3000万日元。
    1918年9月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
    1918年9月山东二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
    1918年9月参战借款2000万日元。
    合计 14,500万日元。
    此外，还有与中国达成协议，但因寺内内阁倒台而未能实现的款项如：国营制铁厂借款乃功亏一篑。在寺内内阁约二年期间，日本对中国的各项借款总额约38,600日元。（15）
    在“西原借款”期间，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有不断进展为东亚自给圈的意向。1917年西原写《东亚永久和平方案》就暴露了这一点。他说谋求东亚永久和平的要谛：“首先以巩固日本帝国的国基和确保中国领土完整为前提，对维护东亚安全的屏障即英属印度和澳大利亚，以及介于两者之间构成重要纽带，而且可能成为东亚祸源地的美属菲律宾群岛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未来加以考察，还要联想到将来西伯利亚和俄国本土的关系，以确立万全之策。”（16）即日本要把“国家与国民统一轨道”，恢复东洋精神，以政治上的王道主义统治，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以“东方各民族融汇同体”为主要内容，确立所谓“东亚永久和平方案”。对于中国的政策，西原则彷徨在军事侵略与王道至善之间来拟定具体方案。可见，西原从以中国、日本为中心的活动，发展为东亚经济自给圈。这也正是日本多年来扩张野心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暴露。
    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西原六次来往于中日之间，围绕借款问题，进行了大量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以求得寺内对华政策的实施。
    四、西原与“西原借款”在对华政策中的作用
    如前所述，西原通过“西原借款”在寺内内阁对华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扮演了主角。
    西原在寺内组阁前就到中国进行了实地调查（即第一次出访中国），看到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力量薄弱，远远落后于欧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他认为日本之所以处在如此地位，主要是因为大隈内阁采取了简单的武力手段，才导致了日中外交和政治上的失败。为此，西原代表了日本统治集团的利益，吸收了侵略朝鲜的经验，提出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要改变手段，采取较隐蔽的、从经济上入手的方针，以第一次大战中的一部份贸易利润为资金，来向中国提供借款。即所谓让中国感到日本的“诚意援助”与“友好”态度，以体现日本对中国的“睦邻友好精神”，并以此打入中国经济领域，掠夺日本所需资源，在经济上政治上与欧美列强争夺在中国的霸权。寺内内阁正是接受了西原的这一献策，才不惜提供借款、派西原多次到中国活动的。
    在进行借款的整个活动中，西原始终以一个民间个人身份出现，表面上与日本政府毫无关系，但实际上西欧一直与寺内首相、胜田藏相、后藤内相（于1918年4月22日担任外相）等密切结合在一起，对中国的侵略既采取了经济手段，又进行了政治与外交活动。在日本银行向段政府提供借款问题上，西原充当了沟通者。可见，西原既是日本对华政策的进谏者，又是积极的执行者，并十分固执己见，就是对寺内也决不让步。西原实际上是寺内内阁十分信任的政府代表，正如寺内致后藤外相函中所说：“…迄今为止西原向中国政府当局提出的各项问题，决非西原个人向中国当局进行的交涉。其主旨都是我国政府所同意，并且想要实行的。”（17）实际上在当活时的日中外交动中，西原已取代了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成为寺内内阁推行对华政策的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