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朝代都是经历了与上述过程非常类似的一系列事件而垮台的，虽然各朝代都有一些不同。一个朝代是否能够持久完全取决于它的农业政策，然而恰如其份的政策却很少见有采用。在古代中国，存在一种所谓的井田制。按照这种制度，任何一块一定规模的土地都被划分为九等份，它们被分配给八个家庭耕种，中间部份（这种划分是按三乘三的形式进行的由八家共同耕种，收获物作为税款交纳政府。如果不考虑地方性因素的话，这种制度似乎已经完备了。隋、唐两朝都曾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种土地分配办法，但所有这些意见都被中唐时期的规定最终废弃。于是，农业政策的虚弱在农民中间激起了骚乱，最终酿成了唐朝的覆灭。很具典型的是，当后来的王朝建立时，儒生又占据了政府的所有部门，权力又控制在官僚知识分子手中，有关农民的政策又像以前那样受到忽视。皇帝本人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被激怒了的农民还要起来暴动，这个王朝最终又将覆灭。
    如果把日本的政治结构与中国的这种王朝统治相比较的话，我们将会发现某些主要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从皇室的统治未被打破这个意义上来看，日本总的来看是一个王朝国家。不过，除了有数的几年外，从1192年到1867年的历史阶段中，这个国家都有着两个政府，即天皇的政府（朝廷）和幕府将军的政府（幕府）并存。朝廷是平民官员控制的平民政府，而幕府则是由军人控制的军事行政机构。由于朝廷早在幕府之前即已建立（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并且采用了中国的模式，因此它是一个有着一部法典的政府，是一种平民官僚制度；而德川幕府（1603-1867年，在所有的幕府机构中它是组织得最好的武士政府）则是一个建立在世袭制度上的军事官僚政府。在日本，皇室和幕府将军都从未拥有过像中国皇帝那么多的妻妾，与中国的朝廷相比，日本皇室和将军家室都过着无可指责的节俭生活。此外，在日本没有宦官。皇室信奉的宗教是日本神道教，但是天皇行政机构的官僚们在意识形态上信奉的却是儒教，德川幕府的官员们也信奉儒教。如果把德川时期的日本和中国做一个比较，人们必然会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平民的儒教国家，而日本则是一个军事儒教国家。中国的儒教由于把“仁”作为最重要的美德，因此它很好地适应了存在于中国的那种统治结构。日本的儒教，从一个人要为自己的领主牺牲全部生命这个意义上看，是把忠诚视为核心的美德，它是与日本的武士统治相一致的。因此，这两个国家形成了与各自的意识形态相一致的统治结构。
    德川时期的武士按照下述的逻辑把他们道德上的义务（忠于天皇）和两个政府并存的实际情况调和起来。他们熟知在家族关系中的忠诚。普通武士与平民忠于他们的直接领主--大名，每一个大名都忠于幕府将军，而将军则忠于天皇。从这个忠诚的等级模式来看，全体人民都直接或间接地忠于天皇。只要这种忠诚的等级制度存在，无论是两个政府还是封建制度就都不会导致任何伦理道德上的冲突。每个人只需考虑自己对这个等级制度中的顶头上司的忠诚即可以了。不过，有时某个大名没有履行其对将军的忠诚，或者将军无视天皇。每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怀疑这种对日本儒教来说是如此重要的忠诚，并且开始对哪些人应该获得忠诚表示疑问。当人们认定应该忠于天皇，号召“尊皇”、“倒幕”的运动就会兴起，这时幕府就会发现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事实上，在德川时期末年，日本处于西方国家要求开港的巨大压力之下，幕府对如何处理这种危机不知所措。有时，它无视天皇（朝廷），有时，它又错误地把责任推卸给朝廷。由于它这样做，人们便开始认识到，幕府并非是按照日本的意识形态来行事的。
    中国的儒教无论怎样说都是人道主义的，而日本的儒教显然是民族主义的。这种差异可以很好地从下述事实反映出来：中国总有一种“中央王国”的观念（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在那里，文明像盛开的鲜花一样），而日本则产生出一种自卑情绪。日本总感到自己处在一个强大的世界帝国的压力之下。它本能地察觉到，要想在东亚这个角落里继续生存下去，必须节俭和勇敢。由于日中两国文化上的不同在五、六世纪时最为悬殊，当时日本最初意识到中国的存在，它本身仍处于野蛮阶段，为了生存，防御性的民族主义很早以来就是日本的一个显著特征。十六世纪，当日本与西方国家开始接触时，它再次被迫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
    自卑感最终导致德川幕府采取了一项锁国政策。德川时期末年，当任何进一步的锁国变得显然不可能的时候，出现了一股民族主义的浪潮。日本国民完全改变了行动的方向，开始全力以赴去获取西方的技术。中国的官僚机构是由那些精通中国古典文学的人和擅长诗文的人组成的，而日本的武士官僚则对武器感兴趣，因而也就对科学技术感兴趣。两国也许都是孔子的门徒。但是，中国的官僚反对西方的科学，而日本的政府，从德川幕府直到明治维新以后的帝国政府，却显示出对获取这种科学的热切渴望。西方资本主义的动力在于个人对自由的追求，而在日本，正是为了消除日本与西方之间存在的军事与科学技术上的差距，才开始了一场急行军。在这场急行军中，要求每个人不仅牺牲自己的日常生活，如果必要的话，还要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才是他的所谓“忠”--伦理道德上的支柱。
    当我们以这种观点来考察日本的发展时，日本史上有两个特殊的阶段必然会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个阶段是从六世纪末到七世纪中，当时日本被迫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华帝国对它的压力。第二个阶段是德川幕府末年，当时日本被迫屈从于西方强国的先进技术。在这两个阶段中，日本分别完成了大化革新和明治维新，成功地应付了当时所面临的难题。在明治政府强有力的指导下，日本经济看来取得了稳定而显著的发展。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儒教的世俗化和日本的骑士气概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儒教的世俗化在德川将军统治的最后时期即已开始，明治政府通过强制教育的方式来传播儒教，又使得这个过程加快了（在德川时代，儒教在普通民众中尚未流传开）。按照明治时代的儒教的解释，武士的精髓存在于他所受的教育之中。因此，一个农民、一个商人或是一个工人，如果他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也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武士”。事实上，在德川时期末年，一个受过教育的农民或商人与一个武士的女儿结婚，已不是什么绝无仅有的事情了。由于明治时代教育普及了，武士阶级支持儒教广泛传播，于是，儒教变成了全国性的意识形态，而并非仅是政府和上层人物的意识形态了。